顯示具有 六帖驢文摘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六帖驢文摘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星期五, 9月 28, 2012

弱普遍主義(The Weak Universalism)


這意味着,這種弱的,先驗的藝術姿態並不是一朝產生就能世代永續的。而是,它必須被不斷地重複,以便在先驗與可見的經驗之間保持距離,去抵制變化的強圖象,進步的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增長的承諾。只是揭示那超歷史的重複圖式是不夠的。必須不斷地重複這些圖式所帶來的啟示,而這些重複本身必須也可以被重複,因為每一次對於這種弱的,先驗的姿態的重複都會立即產生出清晰和困惑(clarification and confusion)。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清晰,然後又衍生出進一步的困惑,如此反覆。這就是為何前衛藝術不能一朝產生就可以世代永續,而它必須不斷地重複以便抵制那永不止息的歷史性變化以及永久缺乏的時間(chronic lack of time)。


~~~~~~~~~~~~~~~~~~~~~~~~~~~~~~~~~~~~~~~~~~~~~~~~~~~~~~~~~~~~~~~~~~~~~~~~~~~~~~~~~~~~~~~~


弱普遍主義(The Weak Universalism)

作者:Boris Groys 譯者:戴章倫

正如我們所知,在今天,任何東西都能成為藝術品。或毋寧說任何東西都能經由藝術家之手變成一件藝術品。觀者已無法僅通過自身的視覺經驗去區分一件藝術品與一件一般物,而是必須首先了解一位藝術家如何在自己藝術實踐的語境中使用一件特殊的物品,由此才能認定它是一件藝術品或是一件藝術品的一部分。

然而問題是誰才是藝術家?如何區分藝術家與非藝術家?如果二者間的差別如今還是可能的話?對我而言,這個問題遠比去追問如何區分一件藝術品與一件一般物更為有趣。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種長期以來的制度批判傳統。在過去的數十年里,藏家、策展人、藝術托管商(trustees)、美術館、館長們、畫廊以及批評家們的都普遍遭到來自藝術家們的分析和批評。然而藝術家們自己呢?顯然,當代藝術家們也是一種制度化角色。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接受這樣一種事實,即他們對藝術體制的批判其實是一種從藝術體制內部生發出來的批判。今天,人們可以把藝術家簡單地視為是藝術世界中承擔某種既定角色的專業人員。如同其他任何官僚化的組織或資本主義企業一樣,藝術界也是一個基於勞動分工的世界。因此,人們也可以認為藝術家的角色部分是為了批判這種基於勞動分工的藝術世界,使其更加開放,日趨包容,廣博,更加有效率並有利可圖。然而這樣的答案貌似合理實則難以令人信服。

(一) 去專業化的藝術
博伊斯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句名言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早期馬克思主義以及俄羅斯的先鋒派。無論是在博伊斯的年代還是今天,這句名言被都帶有烏托邦的特點。它通常被理解為是一種烏托邦願望的告白,即:如今由非藝術家組成的人類社會未來會變成主要由藝術家組成。我們都認為這樣的願望讓人難以置信,然而如果藝術家的角色如上所定義,那麽我決不認為這樣的想法會是烏托邦的。這種希望世界完全變成藝術世界——在這個藝術世界里人類必須不停地生產藝術品,並為四處參展的機會而相互競爭——的願景,絕不是一種烏托邦,倒更像是反烏托邦。事實上,更是一場十足的噩夢。

現在,人們可以認為——事實上人們也常這麽認為——博伊斯對於藝術家的角色有一種烏托邦式的理解。人們常覺得這種浪漫的,烏托邦式的願景已然過時,但對我而言此種判斷並不具說服力。當代藝術界以及當下藝術機制的傳統形成於二戰之後,這種傳統是基於歷史上前衛藝術的實踐及它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期間的更新及經典化(codification)如今,人們不認為這種傳統相較於那時有多麽巨大的改變。正相反,經年累月,它變得越發模式化。新一代的職業藝術家們發現,自己進入藝術界的渠道主要還是通過藝術院校以及近幾十年來日益全球化的藝術教育項目。這種全球化,統一化的藝術教育是基於一種相同的前衛標準(avant-garde canon),這種標準主導著整個當代藝術機制,不僅是前衛藝術生產自身,也包括隨後在這種前衛的傳統中生產出來的藝術。當代藝術生產的主導模式是晚近學院化的前衛藝術。這正是為何對我而言要回答“誰才是藝術家”的問題就必須首先回到歷史上前衛藝術的發端,回到那時人們對藝術家角色的定義。

一般而言,所有的藝術教育都必須基於一種特定的知識或是特定的,可以代代相傳的技藝(mastery)。於是問題來了:當代藝術院校代代相傳的知識及技藝是什麽呢?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如今引發了許多困惑。前-先鋒(pre-avant-garde)藝術院校的角色已經非常分明。在那里,藝術教育是向學生們教授一種已臻完備的技藝準則,包括油畫,雕塑及其他的媒材。今天,部分的藝術院校回歸到這種對於藝術教育的理解,尤其是在新媒體領域中。的確,諸如攝影、電影、錄像、數碼藝術等這些藝術形式都有特定的技術要求,而這些技術也是藝術院校能夠教交給學生的。然而,我們自然不能將藝術降低到僅僅只是技能總和的份兒上,這就是為何如今我們看到,重又興起了一輪“藝術作為一種認知形式”的討論,一種在教授藝術時繞不開的討論。

然而當下的這種“藝術作為一種認知形式”的言論卻並非新生之物。宗教藝術就曾聲稱自己以一種視覺化,圖像化的方式向那些不能對宗教真理進行直接思考的觀者們呈現了這些真理;傳統的模仿藝術(mimetic art)則自稱以一種一般觀者們無法洞見的方式揭示了日常世界的本質。這兩種觀點都曾被許多思想家批駁過,如從柏拉圖到黑格爾。也有贊同兩種觀點的,如從亞里斯多德到海德格爾。然而無論思想家們對這兩種觀點在哲學上的優缺點如何言說,上述兩種關於藝術是一種特殊的認知形式的觀點,以及與其相關的技藝的傳統標準都不被歷史上的前衛藝術所承認。經由前衛藝術(的反叛),此前職業的藝術家變成了去專業化的。

然而這種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藝術卻將藝術家置於了一個相對尷尬的境地,因為公眾常把它理解為是藝術家向非專業化(non-professionalism)的回歸。相應地,當代藝術家開始被視為一種專業的非專業人士,藝術界則被視為一個充滿了“藝術陰謀”(art conspiracy)的空間(鮑德里亞語)[1]。這種藝術陰謀論的社會效應似乎會呈現出一種只能從社會學角度解讀的神話。
然而,前衛藝術所呈現出的這種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不能被誤認為是一種單純向非專業化的回歸。藝術的去專業化是一種從總體上改變藝術實踐的藝術活動,而不僅僅是單個藝術家回歸其原初的非專業狀態。因此,藝術的去專業化本身就是一場高度專業的運動。稍後我會進一步討論藝術的去專業化與藝術的民主化之間的聯系,而在此之前我想要先指出的是,最初,知識與技藝在去專業化藝術里是如何必須。

(二) 前衛的弱符號
在近作《剩余的時間》(The Time That Remains)里,喬治•阿甘本借用聖保羅的例子討論了成為一個專業使徒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藝。[2] 這種知識是一種彌賽亞式的知識:關於世界即將毀滅的知識,關於不斷縮短的時間(contracting time)的知識,關於我們所寓於其中的時間的不足(the scarcity of time)的知識——這種時間的不足宣告了任何一種專業性的無效。因為嚴格來說,任何一種專業的實踐都需要一種長時段的預設(longue durée),一種時間的持續性以及世界的恒常性。在這個意識上,使徒的職業——如阿甘本所說——就是去實踐“每一種不斷被撤銷的天職” (the constant revocation of every vocation)[3]。或者也可以說是“所有職業的去專業化”(the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all professions)。不斷縮短的時間使我們所有的文化符號和活動都變得枯竭而空洞,使其都劃歸於零,或如阿甘本所言,它們變成了一些弱符號(weak signs) [4] 。這些弱符號是時間即將終結的征兆,它們始終被那正在到來並已然顯現的時間的缺乏所削弱,而我們恰恰又需要那缺乏的時間去生產並思想那些強大而豐富的符號(strong, rich signs)。然而最終,這些彌撒亞式的弱符號卻勝過了我們世界中的強符號——那些強大的權威,傳統,權力符號;以及強大的反抗,欲望,英雄主義,或令人震驚的符號。在談及這些彌賽亞式的弱符號時,阿甘本顯然在思考一種“弱彌賽亞主義”(weak messianism)——一個瓦特•本雅明最先引介的術語。但我們還記得(即便如果阿甘本沒能記起),在希臘神學中,kenosis(神聖放棄)一詞被用於描述基督的特性。基督的生命,受難,受死被視為是對人性尊嚴的羞辱,一種神聖尊榮的符號的自我倒空。在這個意義上,基督的特性變成一種“弱符號”(weak sign),它極易被理解(或誤解)為是一種軟弱的標誌(a sign of weakness)。正如尼采在《反基督》里所討論的。

如此,我傾向於認為前衛藝術家是一種世俗化的使徒。他們是時間的信使,告訴這個世界時間正在縮短,這個世界存在一種時間的不足(scarcity of time),甚至是缺乏(a lack of time)。事實上,現代性是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永遠地告別了那個我們原先所熟悉的世界以及傳統的生活條件。它是一種不斷改變的時間,是歷史的突破,是新的結束和新的開始。在現代性中生活就意味著沒有時間去體驗那永恒的不足(permanent scarcity),一種時間的缺乏——因為實際上,那些現代計劃通常還沒有完全實現就被拋棄了,每一代新人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計劃,相應的技術,以及去實現這些計劃的職業。所有這些又都被下一代人所拋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下所處的時間並非是一個“後現代”(postmodern)的,而是一個“超現代”(ultramodern)的時間。在這樣的時間中,時間的不足和缺乏越發明顯。我們能切身感受到這點,因為在今天,每個人都很忙,誰都沒有時間。

在整個現代時期,我們看到所有我們自身的傳統及承襲下來的生活方式都已不同程度地衰落和消失。今天,我們同樣也不相信當下的時間——我們不相信它的時尚,它的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會有任何持久的效力。事實上,當一種新的時尚或潮流興起時,我們馬上會想到的是:它很快就會不可避免地消失(確實,當一種新的潮流出現時,我們腦子里出現的第一個想法是:它能持續多久呢?答案往往是:它持續不了多久)。因此可以說,不僅是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連我們自己的時間本身也是一種持久的彌賽亞式的,永在啟示之中的(chronically messianic,chronically apocalyptic)。我們幾乎會不自覺地用一種隨即會衰落或消失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樣存在及新興之物
前衛總是與進步的觀念相關,尤其是技術的進步。我們確實能看到許多前衛藝術家及理論家直接反對保守派,並堅持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去實踐舊形式的藝術形式是徒勞的。然而這些新興的技術並沒有被當作建造一個嶄新,穩固的世界的契機——至少在第一代前衛藝術家看來是如此——而是被視為一臺可用於摧毀舊世界的機器,這臺新技術的機器同時也在不斷地摧毀現代科技文明自身。前衛藝術把這種進步的力量主要看成是一種破壞力量。

因此,前衛藝術會追問:當傳統文化及我們所熟悉的世界正在不斷毀壞,時間也在不斷收縮時(這些都是技術進步的特征),藝術家是否還能繼續藝術創作?或者換句話說:藝術家如何去抵擋這種進步的破壞力?(destructiveness of progress)如何能創作出一種能逃過永恒變化的藝術?一種無時間性的(atemporal),超歷史的(transhistorical)藝術?前衛藝術想要創作的並非是一種關於未來的藝術,而是一種超現世的(transtemporal)藝術,一種合適任何時代的藝術。我們不斷地聽到和讀到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目標——包括藝術的目標——都必須是要改變現狀。但問題是我們的現狀就是變化。我們唯一的現實就是永無止盡的變化。因此,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監獄里去改變現狀就等於是去改變變化(change the change),去避開變化。事實上,任何一種烏托邦不是別的,正是從這種變化的監獄中出逃。

當阿甘本談及廢除所有職業,通過彌賽亞事件清空了我們所有的文化符號時,他並沒有繼續追問:我們如何才能跨越我們所身處的世代與那個即將到來的世代間的邊界?他並沒有如此追問因為使徒保羅也沒有。保羅相信無需經由死亡,每個個體的靈魂(非物質的)就能夠跨越這道邊界,即便是在有形的世界已然完全毀滅之後。然而前衛藝術想要拯救的並非靈魂,而是藝術。為此它曾嘗試做減法(reduction),通過把其中的文化符號減到最少而使它得以逃過文化時尚及潮流中的突破(breaks)轉變(shifts)及永無止盡的變化(permanent changes).

這種徹底減少藝術傳統的做法也必須事先考慮到自己在進步過程中的瞬息毀滅。通過這種減法,前衛藝術家們開始創造出一種對他們來說似乎異常貧窮,軟弱,空無的形象,這些形象或許能夠在每一種可能的歷史性大災難中幸存下來。

1911年,當康定斯基在《論藝術的精神》(On the Spiritual in Art)里談及減少繪畫的模仿性(painterly mimesis),減少對世界的再現時——這種減少揭示了繪畫事實上不過是色彩與形態(colors and shapes)的組合——他希望以此來保證自己對於繪畫的觀點能夠在未來各樣文化的變化中幸存,即便是最革命性的變化。繪畫中所呈現的那個世界會消失,但繪畫本身的色彩與形態的結合卻不會。在這個意義上,康定斯基相信過去所有創作的圖像以及將來即將創作的圖像都能被視為他的作品,因為任何繪畫圖像都不過是一定的色與形的組合。這種觀點不僅在繪畫上適用,也適用於包括攝影,電影在內的其他媒材。康定斯基並不想創造出一種個人化的風格,毋寧說他把自己的繪畫當作觀者觀看的學校。在這間學校里,觀者可以看到所有可能的藝術變化中不變的構成,那些歷史上不斷變化的圖像中重複的圖式。在這個意義上,康定斯基真正把自己的藝術理解為是不受時間影響的(timeless)。

隨後,馬列維奇在《黑框》中對圖像做了一種更為激進的減法,圖像變成純粹只是圖像與框架間的關系(image and frame),沈思之物(contemplated object)與沈思的場域(field of contemplation)之間的關系,零和一的關系。事實上,我們無法避開黑框,任何我們所看見的圖像同時也是一個黑框。這種說法也適用於由杜尚最先引進的現成品的使用方式。無論我們想要展示什麽,無論我們認為正在展出的是什麽,都以此種方式為先決條件。

因此我們可以說,前衛藝術生產出了一種康德意義上的先驗的圖像(transcendental images),它顯明了其他圖像得以湧現及靜觀的條件。前衛藝術不僅僅是一種弱彌賽亞主義,也是一種弱普遍主義;它不僅是使用那些零符號的藝術——這些符號被正在來臨中的彌賽亞事件所倒空,也是通過弱圖像來顯明自身的藝術。這些圖像有著微弱的能見度(weak visibility),當它們作為那些高度可見的強圖像的組成部分時,它們必定從結構上被忽略,如古典藝術中的圖像或大眾藝術中的圖像。
前衛藝術否認原創(originality),因為它並不想發明,而只想發現那些超驗的,重複的,弱的圖像。然而,每一種對於非原創的發現都會被理解為是一種具有原創性的發現。在哲學及科學看來,生產一種先驗的藝術無異於生產一種超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藝術,跨越時間的邊界(temporal border)就等於跨越了文化的邊界。每一個在可想象的文化語境中創造出來的圖像都是一個黑框,因為當其中的文化背景被抹除,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黑框。這意味著,在一種彌賽亞的眼光看來,它一直都像是一個黑框。這使得前衛藝術真正向一種普遍的,民主的藝術開放。但前衛藝術的普遍化權力是一種弱的,自我消抹(self-erasure)的權力。因為只有當前衛藝術生產出盡可能弱的圖像時它才能取得普遍性的成功。

然而,某種程度上,前衛藝術卻具有先驗哲學所沒有的曖昧。哲學的沈思以及先驗的理念化(transcendental idealization)通常被認為只是由哲學家來進行並且也只是為哲學家而進行的。然而,前衛藝術的先驗圖像卻同其他經驗主義的圖像一道在同一個展覽空間展出。因此人們就可以認為前衛藝術將經驗與先驗等量齊觀了,並讓二者在一個統一,民主,外行的觀看中相互比照。
通過收納一種先驗性——這種先驗性原先只作為宗教或哲學思考的對象,前衛藝術極大地拓展了民主化展示的空間。這樣做有積極的一面,卻也隱含著危險。

從一種歷史的觀點來看,前衛藝術在其觀者面前展示的並非是一種先驗圖像,而是一種特定的經驗圖像,這種經驗圖像呈現了其所屬的特定時代及其創作者的特定心理。因此,“歷史的”前衛立刻就變得既清晰又令人困惑(clarification and confusion):清晰,是因為它揭示了歷史上不斷變化的風格及潮流背後那不斷重複的圖式;令人困惑,是因為前衛藝術與其他的藝術一起展出,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允許了它被誤讀為是一種特定的歷史風格。人們可以說前衛藝術普遍性中的根本之弱至今仍在持續。然而今天的藝術史卻認為前衛藝術創造了一種藝術史上的強圖像(art-historically strong images),而不是弱的,超歷史的,普遍主義的圖像。在這個意義上,前衛藝術力圖揭示的藝術的普遍維度仍舊是被忽略的,因為此種揭示中(revelation)的經驗特性將其遮蔽了。

甚至在今天,我們仍可以在一個前衛藝術的展覽中聽見:“為什麽像這樣的作品”,我們就說馬列維奇的吧,“一個我的孩子都能畫出來的作品,能在美術館里展出?”一方面,對馬列維奇作品的此種反應當然是正確的,這表明大多數觀眾仍然把它們視為一種弱圖像,即便它們贏得了一場藝術史的勝利;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數觀眾從比較中得出的此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有人認為此種比較貶低了馬列維奇,但也有人認為可以把這種比較看作是對某人孩子的贊賞。確實,通過其作品,馬列維奇在藝術領域中為弱圖像——事實上也是為所有可能的弱圖像——打開了一扇門。然而只有當他的圖像被視為是先驗的而非經驗的,他的自我抹除被恰切地欣賞時,這種開放的意義才可能被理解。如果馬列維奇展覽的觀眾不能真正欣賞自己孩子的作品,那麽他們也不能真正欣賞藝術界的這種開放,即允許出自孩子們之手的作品被如此欣賞。

雖然能夠在各大美術館中展出,但前衛藝術在今天仍然被默認為是非流行的(unpopular)。然而矛盾的是,人們通常之所以把它看成是一種非民主的精英藝術,並不是因為把它視為一種強藝術(strong art),而是視其為一種弱藝術(weak art)。也就是說,前衛藝術之所以被廣大的民主大眾所拒絕或忽略,恰恰因為它是一種民主的藝術。正因為前衛藝術是民主的,所以它不流行。如果前衛藝術變得流行了,它就會變得不民主。的確,前衛藝術為普通人(average person)開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讓他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藝術家,從而作為一種弱的,貧窮的,部分可見的圖像的生產者而進入藝術界。然而普通人肯定不是流行的,只有那些明星,名人,很火的個人才是流行的。流行藝術(Popular art)是為那些由觀眾(spectators)組成的人民,而前衛藝術是為那些由藝術家組成的人民。

(三) 重複弱姿態
問題於是來了,歷史上,先驗論者及普遍主義者的前衛藝術究竟發生過些什麽。1920年代,第二波的前衛運動把先驗論者及普遍主義者的前衛藝術當作用於建造一個新世界的穩固根基。這波晚近的前衛藝術世俗基要主義(secular fundamentalism)在1920年代被俄羅斯構成主義,包豪斯,俄羅斯福庫特馬斯設計學院(Vkhutemas)等所發展,雖然像康定斯基,馬列維奇,雨果•鮑爾(Hugo Ball)等這些早期前衛浪潮中的領軍人物卻拒絕這種基要主義。然而即便早期前衛派並不相信在其普遍主義藝術的弱基礎上能夠建立起一種正確的新世界,但他們仍然相信自己完成了一種最激進的減法並創作出了一種最弱的作品。然而同時,我們知道這其實也是一種錯覺。說它是一種錯覺並不是因為這些圖像還可以更弱,而是說它們的這種“弱”很快也會被(不斷變化的)文化所遺忘。因此,當從一種歷史的距離上觀看它們時,對於我們而言,它們要麽是太強了(對藝術世界而言),要麽是與我們毫不相幹(對於我們每個人而言)。

這意味著,這種弱的,先驗的藝術姿態並不是一朝產生就能世代永續的。而是,它必須被不斷地重複,以便在先驗與可見的經驗之間保持距離,去抵制變化的強圖像,進步的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增長的承諾。只是揭示那超歷史的重複圖式是不夠的。必須不斷地重複這些圖式所帶來的啟示,而這些重複本身必須也可以被重複,因為每一次對於這種弱的,先驗的姿態的重複都會立即產生出清晰和困惑(clarification and confusion)。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清晰,然後又衍生出進一步的困惑,如此反複。這就是為何前衛藝術不能一朝產生就可以世代永續,而它必須不斷地重複以便抵制那永不止息的歷史性變化以及永久缺乏的時間(chronic lack of time)。

這種重複的,同時也是徒勞的姿態開啟了一種對我而言是當代民主形式中最為神秘的一種空間。像Facebook, MySpace, YouTube, Second Life以及 Twitter這樣的社會網絡為它的全球用戶提供曬圖,放視頻,寫文章的機會。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無法將這些網絡上的照片,視頻,文章與所謂的觀念或後觀念藝術區分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空間最初是由1960—1970年代的一種激進的,新前衛的(neo-avant-garde)觀念藝術開啟的。沒有這些藝術家在先前所做的藝術的減法,這些社會網絡的審美哲學的興起便是不可能的,它們也不能向廣大的民主大眾開放。

這些網絡的特征是大眾性生產及可見性很低的弱圖像,它們取代了20世紀中那些高度可見的被大眾所沈思的強符號。正如許多著名的理論家所描述的那樣,我正在經歷主流大眾文化的分解:如格林伯格所謂的俗文化,阿多諾所謂的文化產業,或是居依•德波所謂的景觀社會。這種大眾文化由主流的政治及商業精英們為大眾——消費大眾,觀看的大眾——而創造。如今,統一的大眾文化空間正日趨分裂。我們仍然有明星,但他們卻不如往日那般輝煌了。今天每個人都寫文章,曬圖片,但誰有時間去閱讀它們呢?很顯然,誰都沒時間。充其量不過就是小部分誌同道合者,熟人或是親戚之類。20世紀由大眾文化所建立起來的傳統意義上生產者與觀看者的關系被顛倒了。此前是數百萬的讀者和觀眾去觀看和閱讀少數精選的圖像和文章,如今則是數百萬的創作者創作著成千上萬的圖片和文章,而它們的讀者大都沒有時間來閱讀它們。

早先,在大眾文化的鼎盛時期,人們都為吸引大眾眼球而競爭。人們都渴望發明出強的,出人意料的,令人震驚的文章或圖像,以至能夠吸引大眾的註意,哪怕是很短的時間,也即安迪•沃霍爾那著名的“出名15分鐘”。

然而,同時,沃霍爾卻創作了像《睡》(Sleep)或《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這樣長達幾小時的,單調乏味的電影,沒有任何觀眾在整個影片的過程中都會全神貫註。然而這些影片確是極佳的,彌賽亞式的,弱符號的例子。因為它展示了睡眠及建築中的瞬時特征——它們似乎是瀕臨滅絕的(endangered),從天啟的觀點來看,是隨時都有可能消失的。事實上這些影片本身無需觀眾的全神投入,甚至不需要任何觀眾,就如帝國大廈本身或一個已經睡著了的人不需要任何觀眾一樣。毫無疑問,沃霍爾的這些電影起呈現的最佳地方不是在電影院里,而是在一種一般來說都是循環播放的電影裝置(film installation)里。 觀眾可能會駐足觀看一會兒,或是壓根不看。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那些社會網絡的網站,人們可以訪問或者不訪問它們。人們的訪問就是註冊,而不是在意在那兒耗費了多少時間。當代藝術的可見性是一種弱的,虛擬的(virtual)可見性,是一種在不斷縮短的時間中帶有天啟性質的可見性。人們已經滿足於一個特定的圖像和一個特定的文章能夠被閱讀,至於那種閱讀中的真實性(facticity)就已經變得不那麽重要了。但是當然,網絡也可以變成——部分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充滿著強圖像及文章的空間,這些圖像和文章已經開始主導它。這就是為何年輕一代藝術家們越來越對弱可見性及弱公共姿態(weak public gestures)感興趣。我們眼見許多藝術團體的興起都是一種參與者與觀眾的結合。這些群體為自己而做藝術,或許也為那些其他團體中的藝術家,如果他們準備好協作的話。這種參與式的實踐意味著,只有當人們把自己當成藝術家時,他才能成為觀眾。否則,人們將無法進入相應的藝術實踐中。

現在,讓我們回到文章的最開始。前衛傳統被事實上在做減法,由此產生出一種無時間性的,普遍性的圖像及姿態。這是一種具有並呈現出現世彌賽亞知識的藝術——我們居住其中的是一個暫時的世界,它受制於永不停息的變化,任何強圖像的壽命都必定是短暫的。這同時也是一種低可見性的藝術,這種低可見性可與日常生活的低可見性相匹敵。因此,它並非偶然或意外,因它首先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日常生活,因它的微弱和低可見性,從而能在歷史的跌宕起伏中幸存下來。

事實上在今天,日常生活已開始通過設計或是當代的共享交流網絡展示自己,表達自己。以至於我們已經很難將日常生活本身與它的自我表現區分開了。日常生活變成了藝術而不再單純是生活,或者說單純的生活把自己當作了藝術品(artifact)在展示。藝術性的活動如今已經變成了這樣一種東西:藝術家與他的觀眾分享最普通的日常經驗。如今藝術家與大眾分享藝術,正如他們曾與宗教及政治分享藝術那樣。成為藝術家不再是一種獨特的命運,而是去進行一種每日實踐——一種弱的實踐,一種弱姿態。然而為了維持這種弱的,每日生活層面的藝術,人們就必須要不斷地重複藝術的減法,去抵制那些強的圖像,去擺脫那長久作為強圖像交換場所的現狀。

在《美學》的開始,黑格爾就聲稱,在他的時代,藝術就已經是過去的東西。黑格爾相信,在現代性的世代里,藝術已然不能夠反映這個世界本來的樣子。然而前衛藝術卻向人們表明,藝術仍然能夠部分地反映現代世界:藝術能夠顯示出現代世界的短暫特性(transitory character),它的時間的缺乏;並通過一種弱的,極少的,用時不多的——或根本不需要時間的——姿態去勝過這時間的缺乏。

[Boris Groys: 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Karlsruhe)藝術與媒體中心美學史,藝術史,媒體史教授,同時也是紐約大學的世界知名教授]。

註釋:
1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piracy of Art: Manifestos, Interviews, Essays, ed. Sylvère Lotringer, trans. Ames Hodges (New York: Semiotext(e)/MIT Press, 2005).
2 Giorgio Agamben, 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Patricia Dai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Ibid., 68.
4 Ibid., 10.

see the full text in:http://www.e-flux.com/journal/view/130


星期日, 4月 05, 2009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 6 Jan 2001, By Michio Kaku 


Time Magazine chose him as Man of the Century. Albert Einstein had three great theories. His first theory of Special Relativity (1905) gave us E = mc², which led to the atomic bomb and unlocked the secret of the stars. His second great theory was General Relativity (1915), which gave us space warps, the Big Bang, and black holes. But many don't realize that his greatest theory was never finished: "a theory of everything". Einstein's crowning achievement was to have been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an attempt to "read the mind of God". 


But on the third try, Einstein failed. He spent the last 30 years of his life chasing after an equation, perhaps no more than one inch long, that would explain all physical phenomena. Everything from Creation, to supernovas, to atoms and molecules, perhaps even DNA, people, and love was to be explained by this equation. If discovered, it was to have been the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2,000 years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space and matter, ever since the Greeks asked what was the smallest particle and the smallest unit of spac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unresolved questions, today the leading and, in fact, only candidate for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is ‘superstring’ theory, defined in 10 dimensional hyperspace. Superstring theory, in turn may one day answer some of the deepest questions of the universe, such as: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big bang?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 time machine? 


Can we punch a hole in space? 


Not only has the power of this theory startled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and shaken the world of physics, it is also the craziest theory ever proposed. 


Four fundamental forces 


Today, we realize that the entire universe is governed by four fundamental force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which keeps us from flying into outer space, and prevents our sun (a gigantic hydrogen bomb) from exploding outward. 


The electromagnetic force, which light up our cities and energizes our lasers and our computers. 


The strong and weak nuclear forces, which lights up the stars and galaxies. 


Gravity can be described by Einstein's 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 Matter warps the space surround it, thereby creating the "force" of gravity. 


Imagine an ant walking on a crumpled sheet of paper. The ant would say that there was a mysterious "force" which pulled it left and right. But we know that there is no "force" pulling the ant; there is only the crumpled sheet of paper pushing the ant left and right. Gravity does not pull: empty space pushes. 


The other three forces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quantum theory. The quantum theory has a tortured history. Back in the 1950s, when scores of strange new "fundamental" particles were flooding out of our atom smashers, J. Robert Oppenheimer (father of the atomic bomb) was so frustrated that he declar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shall go to the physicist who does NOT discover a new particle that year." There were so many particles, each given strange Greek names, that Enrico Fermi said, "if I had known there would be so many particles, I would have become a botanist rather than a physicist." 


But after decades of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spending billions of tax payers dollars) physicists have unified these three quantum forces into what is called the Standard Model, based on a zoo of bizarre particles, called quarks, leptons, Higgs bosons, Yang-Mills particles, gluons, W-bosons and more. Remarkably, all known physical phenomenon can, in principle, be described by these two great theories, relativity and the quantum theory. 


Although these two great theories represent the two pillars upon which ALL physical knowledge is based, the fundamental mystery is why these two theories are so different in almost every way. The first theory is based on the curvature of smooth surfaces, which describes the world of the very large. 


The second theory is based on tiny discrete packets of energy (called "quanta") and explains the world of the very small, such as atoms and nuclei. 


But why should nature,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create two totally dissimilar theories? Sadly, every attempt to merge these two theories has failed. Some of the greatest minds of the century have tackled this problem, only to be unsuccessful. 


As physicist Freeman Dyson has pointed out, the road to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is "littered with the corpses". Neils Bohr once attended a meeting when Nobel Laureate Wolfgang Pauli was presenting his version of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Bohr stood up and said, "Mr. Pauli, we in the back are all convinced that your theory is crazy. But what divides us is whether your theory is crazy enough!" 


This is perhap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all time, to unite all four fundamental forces into a consistent, coherent picture. At present, the sole candidate for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is superstring theory. 


Superstrings and the 10th Dimension 


Superstring theory combines relativity and quantum in an elegant, intuitive way. First, it describes the myriad of quantum particles of nature because each particle represents a "note" on a vibrating string. Think of a violin string. No one says that A or B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C. What is fundamental is the string itself. 


Superstring theory says that, if we had a supermicroscope and could peer at an electron, we would see a string vibrating in a certain mode. The string is extremely small (10 to the minus 33 centimeters!) so that the electron looks like a point particle to us. If we shake the string, so it vibrates in a different mode, then the electron can turn into something else, such as a quark,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e of protons and neutrons. Shake it again, and the string could vibrate in the mode which describes photons (the quanta of light). Shake it again and it turns into a graviton (the quanta of gravity). 


In fact, the collective set of vibrations corresponds to the entire spectrum of known particles. Instead of postulating millions of different particles, one only has to postulate a single object, the superstring. The sub-atomic particles are notes on the superstring. Our bodies are symphonies of string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are the laws of harmony of the superstring. 


The superstring theory can also explain gravity. When the superstring moves in space and time, splitting and rejoining into other strings, it forces the space-time surrounding it to curl up, just as Einstein's equations predict. In other words, even if Einstein never dreamed up general relativity, we might have discovered it through superstring theory. 


Hyperspace 


Superstring theory, of course, has its detractors. Many point out it predicts the universe is defined in 10 dimensional hyperspace, which sounds more like science fiction than real physics. It's indisputable that the universe exists in four dimensions (3 spatial dimensions and one time dimension). Every object in the universe, from the tip of your nose to the farthest star, can be located by giving just 3 co-ordinates (length, width, and height). If we also give the time, then we can describe every event in the universe with just four numbers. For example in New York, we might say to a friend, "meet me at 42nd street and 5th avenue, on the 25th floor, at 12:00." Thus, four numbers (42, 5, 25, 12) completely specifies this event in space-time. 


Superstring theory, however, predicts the universe should exist in 10 dimensions, not four. To explain where the other six dimensions went, physicists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e originally existed in 10 dimensions. However, at the instant of the Big Bang, for reasons we don't understand, six of the 10 dimensions "curled up" and collapsed, while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expanded rapidly. In some sense, our universe expanded at the expense of a twin universe which collapsed down to microscopic size. 


Other critics of superstring theory point out that an atom smasher powerful enough to test the superstring theory would have to be the size of the galaxy. The theory is untestable. I think this criticism is a bit silly. Most science is done indirectly, not directly. No one has ever been to the sun or seen a black hole, yet we know what the sun is made of and we have found 20 galactic black holes in space. Similarly, we might be able to detect echos of the 10th dimension from the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 now being build outside Geneva, Switzerland. There is a small hop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sparticles," (or superparticles) which would represent higher vibrations of the superstrings. 


Personally,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by pure mathematics. Once the theory is solved completely, it should yield not just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it should also perfectly match the masses of the quarks, leptons, Higgs particles and others. 


Time Travel? 


Although a quantum theory of gravity has immediat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 is one budding area of physics devoted to a novel application of quantum physics: time travel. Oddly enough, Einstein's equations admit the possibility of time travel. But it may take the full power of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to calculate whether it's really possible or not. Back in 1949, Einstein's next door neighbor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 Study, the great mathematician Kurt Goedel, demonstrated Einstein's own equations allowed for time travel. If the universe rotated, and you went around the universe, you could arrive back before you left! 


In his memoirs, Einstein pointed out that Goedel's solution could be dismissed on "physical grounds." Our universe expands, it doesn't rotate. But this leaves open the possibility that if the universe rotated, then time travel would be common place!


Since then, literally hundreds of solutions of Einstein's equations have been found which yield time travel solutions. They include: 


An infinite, spinning cylinder. This allows for time travel if one travels around the cylinder. 


Cosmic strings. They allow for time travel if the cosmic strings collide. 


A spinning black hole. This collapses into a spinning ring (not a point), so anyone falling through the ring might actually fall through a wormhole (the Einstein-Rosen Bridge) which, like Alice's Looking Glass, connects two different regions of space and time. 


Negative matter. If enough negative matter were to be found,then it might open up a wormhole large enough so that a trip through time wouldn't be any more jarring than a ride on an airplane. 


Negative energy. Similarly, an intense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energy can also open up a wormhole. A crude version of "warp drive" can be obtained if one stretches the space in front of you and compress the space behind you via negative energy. 


A Theory of Everything may also help explain the sticky paradoxes found in time travel stories,such as the grandfather paradox (what happens if you kill your ancestors before you are born). Because the entire universe must be quantized, it’s possible the universe splits in half when you alter the past. The "river of time" forks into two different rivers. 


If you go back in time to save President Kennedy from being assassinated, you will only save someone else's President Kennedy. Your own past cannot be changed. 


But don't expect any amateur inventor to announce the invention of a time machine anytime soon. Negative matter has never been seen (it falls up, not down) and you need a fantastic amount of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energy, called the Planck energy (which is a quadrillion times larger than the energy of the LHC). When Michael J. Fox jumped into his plutonium-fired De Lorean car in ‘Back to the Future’, we can calculate that his plutonium power source does not have enough energy to open a hole in space-time. Even if we could buld one the stability of these time machines is in question. We don't know if they will be stable enough to transport us safely back in time. 


Outlook 


At present, superstring theory has emerged from being a fringe theory of physics to becoming one of the dominant areas of research, generat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papers. The pace of research is feverish. Edward Witten of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one of the principle researchers in string theory, recently made another discovery, that there might even be a hidden eleventh dimension. But the truth is that no one is smart enough to completely solve the theory and settle intriguing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Big Bang and if time travel is possible. 


Perhaps a young person reading this article will become inspired to solve the greatest problem of fundamental physics!




 


On Violence



                                                                 On Violence
                                                                                                                         author: Slavoj Žižek
Description
Žižek's lecture on his book Viol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Expounds on violence in all its dimensions, he introduces aspects that got left out in the book. The lecture wa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
Below is a brief chronological summary of the lecture's main themes: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 - They have a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in so far as Marxism mis-uses psychoanalysis to fill in its theoretical gaps & shortcomings. The way forward is to open up a new domain that can be described by psychoanalysis but offers the grounds for a new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The possibility of a radical/revolutionary new subjectivity - a purportedly post-traumatic subjectivity typical of the 21st Century - with reference to Catherine Malabous recent book - Les nouveaux blessés (The New Wounded).
Impossible objects - The core of humanity as the drive and fascination for things we cannot do or fully understand.



Freud & Laca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traumatic events/stimuli and internal psychical traumas. Sexuality is less about content and more about the form of the fantasy through which sexuality is expressed. Trauma/fantasy sexualizes sexuality itself, only through trauma can sexuality occur. Sexuality only occurs through the distortion of trauma.
Catherine Malabou's critique of the Freudian/Lacanian position - our socio-political reality today has produced so many brutal external intrusions that our traditional symbolic structures have been destroyed.



Malabou's reproach - that Freud always looks for the psychic trauma at the expense of the overwhelmingly destructive external shocks of profoundly violent events that have no rational meaning to be processed. The post-traumatic subject that results is emptied of his/her substance - there is nowhere to regress in the Freudian sense because your entire identity has been erased, you become a pure subject deprived of the symbolic content that the hermeneutics of psychoanalysis depend upon. This creates a new form of the living dead. The big political and psychoanalytical problem of today is how to think through this new traumatized subject.



Zizek's Lacanian response - the underlying function of such Lacanian categories of castration etc. is to describe this manner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deprived of his/her substance. Similarly, in German idealism we learn that the subject is substanceless.



Psychoanalytical theory's response - The Big Other is what are you deprived of when you are subjected to this destructive violence, not as an all-knowing figure of authority but rather the Big Other as appearance. The fool and the grain of seed story (the mentally ill man who thought he was a grain of corn, returns to the asylum and is told off because he has been cured - to which he replies "yes, but does the chicken know this" ... This reveal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ideology - we all need a chicken not to know. E.g. the fact that whilst drawing to the end of his life, Tito was not informed of the parlous state of Yugoslavia's economy. So huge amounts of money was borrowed to keep Tito happy till his death. Economic crisis ensued with the subsequent outbreaks of genocidal nationalism - because the chicken was not allowed to know.



Culture today - we can afford to be as cynical as we want, but we still need a chicken that doesn't know. E.g. in today's greatest remaining taboo is paedophilia and the corruption of childhood innocence - we still need a chicken, unlike the post-traumatic subjects who have lost their chicken. In cultural politics - this means we need more not less distance from our cultural neighbours. We need more codes of discretion, not more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gonzo pornography - this marks the end of engagement as the ridiculous narratives of traditional pornography have been replaced by gonzo porn where all narrative has been removed.
The basic lesson of the post-traumatic subject - the stories we are telling ourselves about ourselves, our innermost narratives, are ultimately lies. Psychoanalysi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is truth.
The rise of the detached subject & a new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 there are a whole new series of antagonisms that capitalism cannot solve:
1. ecological concerns 2.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3. excluded populations - gated communities
These constitute 3 new forms of proletarianization in a basic philosophical sense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c Marxist sense of exploitation. The common philosophical element of all three domains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deprived of his/her key substance. This is the grounds for the building of a new proletarianization e.g. Neo from The Matrix - deprived of his whole symbolic inner life.
The new Cartesian subjectivity - Descartes's conception of the subject is now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befor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that survives his/her own death - maybe we can provide a frame that will provide us with a common denominator for the shared struggles that we have today. Proletarianization has not disappeared - it has extended its reach.


西伯利亞的伊凡.米哈伊爾




              西伯利亞七匹狼 / 蔡振興.中國 



  1840年秋天,伊凡.米哈伊爾因犯了咒駡長官罪, 被沙皇的聖彼德堡法庭判刑20年,流放到西伯利亞松果村服苦役。  


  西伯利亞每年有8個月被雪蓋住, 冬天氣溫常在零下四十度至五十五度。四周白雪茫茫,荒蕪人煙, 離此最近的村莊也在2500公里以上,想逃出去必定死在 風雪交加的路途上。  


  伊凡是個有文化的體格健壯的青年, 他在山坡下自己蓋了過冬的木屋,開始適應環境。獄長羅里規定: 犯人可以自由打獵、種植謀生,但不准養狗,不准有木匠工具, 防止犯人做成狗拉雪橇逃出西伯利亞。羅里很壞, 有一個犯人的妻子自願跟丈夫來服苦役,松果村沒什麼村民, 這個犯人的妻子成了當時西伯利亞唯一的女人, 羅里把她的丈夫殺了喂狼,而強要這個女人做他的老婆。  


  伊凡很刻苦能幹,辛苦了一秋,竟富得流油, 山坡下的小木屋裏掛滿了曬幹的雪兔、松鼠、雪雉、蛇、魚、刺蝟、 雪蛙、大泥鰍、豬獾等過冬的食品。冬天來了, 犯人們被零下四五十度的嚴寒逼在各自的窩棚裏。伊凡年輕不怕冷, 竟到高達100米的松果嶺上的森林裏閒逛, 還拾到兩隻凍得鐵硬的雪雉。但是他遇到了兩匹健壯的西伯利亞狼, 一匹公狼從左邊逼近,一匹母狼從右邊靠上來, 它們的眼裏閃出饑餓的綠光。公狼首先撲過來,伊凡飛起一腳, 牛皮靴子猶如一塊重重的石頭,公狼被踢出1米多遠,爬不起來了; 對撲過來的母狼他也用腳猛踢,母狼再也爬不起來了, 這是因為伊凡的力氣太大了,狼也太餓了。 伊凡把兩隻雪雉放在狼嘴邊, 然後回家搬來三四十斤凍硬的鱸魚,對半分開,放在兩匹狼的嘴邊。 這時伊凡對征服兩匹狼有了信心, 因為他第一次放的兩隻雪雉都被狼吃光了。 


  伊凡站了起來,鼓足氣,發威一般地吼。  


  噢嗚─  噢嗚─ 


  這是典型的狼嗥,聲波擊穿了幾乎被冰凍住的空氣, 在松果嶺中響起脆烈的回聲, 震得西伯利亞針葉松上的積雪紛紛地跌落。伊凡要告訴這兩匹狼─ 我也是狼,我是比你們更厲害的狼,我是你們的狼王。  


  第五天早上,伊凡打開厚厚的窩棚木門,但見兩匹狼蹲在10米外, 與他構成一個等腰三角形。狼盯著他,這是被他踢過的兩匹狼, 它們憑嗅覺尋上門來,顯然不是報復,而是表示臣服, 也是乞討食物的意圖。伊凡扔出了食物,它們不客氣地吃了。 他為公狼起名叫亞當,為母狼起名叫夏娃。狼隔三岔五地來討食, 都一一得到滿足。3個月後,亞當、夏娃消除了對伊凡的疑懼, 終於在木屋裏定居下來,與伊凡一起度過了西伯利亞長達8個月的封 雪期。  


  雪化冰消的夏天,亞當、夏娃回歸松果嶺大森林。第二年冬天來了, 一個風雪彌漫之夜,亞當、夏娃領來了它們生育的5匹狼崽子, 小狼沒有經歷過殘酷的生存競爭,對人極依戀, 竟紛紛往伊凡的腿上亂爬。伊凡感動得熱淚盈眶,歎了一口氣:亞 當、夏娃,你們一家子既然投奔我,就和我一道過日子吧! 


  七匹狼引起的食物危機壓迫著伊凡, 他只得用柴火在松果河的厚冰上燒化了一個洞, 用麻線拴著食餌釣魚。那些在厚厚的冰層下憋得發慌的魚兒, 忽見冰洞裏透 進了明亮的陽光,都擁擠過來搶食兒。 第一條被釣起來的是條無鱗黑袍鯰魚,足有10斤重, 它在冰上只扭了三下尾巴,就被凍住了, 畢竟是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呀。狼們饑不擇食,互相爭奪,不到3分 鐘,鯰魚就進了狼肚子。那條最小的綽號寶貝兒的小狼最調皮, 竟從蹲著的伊凡背上爬上來,坐到伊凡的狗皮帽上,嗚嗚亂叫,向它的狼哥狼姐們表達著自己的興奮。伊凡釣起的魚像小山, 足有500公斤,他用樹枝編成地排,用麻繩做成轅套, 將魚兒放上去,由七匹狼拖回木屋。  


  夏天又來了,伊凡把狼驅上松果嶺,放歸大自然。一天, 他爬上松果嶺,一聲噢嗚─的狂吼,亞當、 夏娃和已經長大了的小狼們都循著聲音跑了過來,它們見到伊凡, 高興得又蹦又跳又叫,已經長大的小狼們只是瞎胡鬧,亞當、夏娃像 兩位彬彬有禮的紳士,分別用舌頭舔著伊凡的左右手, 表達著它們對這位西伯利亞的兩腳狼王的感激和情意。 伊凡望著自己的這支野狼部隊,腦子突來靈機: 我能夠逃出西伯利亞。  


  伊凡刻苦努力,像一隻老鼠,拼命往洞裏貯備食物。 不久卷起漫天風雪,嚴寒降臨西伯利亞,亞當、 夏娃領著已經長大的小狼們也回到伊凡的木屋裏過冬。 他抱起最小的寶貝兒,歎口氣:“,孩子們,你們筋骨還嫩點兒, 咱們再熬一年吧!”這個冬天裏, 伊凡有意識地馴化它們聯合駕套拖魚。狼們每天把伊凡釣起的魚, 從松果河的冰層上拖回木屋,亞當、夏娃居兩側,中間是五匹小狼, 它們的動作越來越協調。  


  又一個夏天來了,亞當、夏娃帶著逐漸長大的小狼回到松果嶺。 接著是冬天,亞當、夏娃領著它們的子女,照例回到伊凡身邊過冬。 伊凡很高興,因為小狼們已與它們的父母一般高大了。 囚犯們很羡慕伊凡擁有一個狼群,有人稱伊凡為雙腿狼王。 獄長羅里也不當一回事,因為俄羅斯法典規定, 西伯利亞流放犯不得養狗,那 麼就是說除了狗之外,養龍養虎都可以。  


  伊凡以修屋為名,向羅裏借了斧鋸,實際上, 他用結實的西伯利亞針葉松枝椏,造了一架結實的雪橇。 歸還了斧鋸,雪橇則深藏在雪窟裏。每當深夜,伊凡喚出狼群, 進行試拖訓練,漸漸地得心應手。伊凡放手準備著他的逃跑計劃, 因為在零下四五十度的西伯利亞寒冬,還有哪個傻瓜出來走動呢?  


  一天晚上,月明星稀。松果嶺四周的囚犯窩棚死一般地靜。 伊凡喂飽了七匹狼,將一切能吃的裝上雪橇, 七匹狼也各自套上了轅套,他決定逃跑。羅里畢竟是沙皇的爪牙, 他手提一柄雪亮的板斧,突然出現在伊凡的面前。  


  “凡老弟,你借斧鋸修房子,原來是造雪橇呀。 我這柄板斧就是俄羅斯法律,對非徒步逃犯,可以立即處以死刑。”  


  羅里舉起在月光下閃閃發亮的板斧,當頭劈向伊凡。這太突然了, 伊凡來不及思索,飛起一腳,羅裏的板斧竟在空中翻斤斗。 雙方都抬起了頭,伊凡一個搶籃球似的騰跳,抓住了斧柄, 揮手一下子,羅里的半個腦袋掉在雪地上,身子像袋穀子, 倒了下去。來不及出血,創口已被封住,天太冷了。 伊凡把羅里裝上雪橇,連同那半個腦袋,這可是狼的糧食啊!  


  伊凡一揚手,亞當、夏娃首先起步,雪橇沙沙地向東北方向滑行。 一口氣跑到第二天下午,狼們實在疲勞了, 伊凡才在一個雪坡下卸套休息。七匹狼立即偎在一起, 互相取暖休息,那饑餓的目光隨著伊凡忙碌的身影溜溜轉。  


  伊凡抱下羅里的屍體,脫光屍體上的衣服,然後畫了十字,說:“ 為了奪取犯人的妻子而砍死犯人喂狼,今天我也要用你的血肉喂狼, 這是公平交易,你實在一點不吃虧呀!”凡舉起板斧肢解了羅里, 一部分喂狼,大部分裝在雪橇上。他 又用斧子砍出一個雪洞,招呼狼們轉進去,見它們偎在一起了, 再用羅里的大皮襖蓋在它們的身上,讓它們休息長精力。 伊凡吃了點食物,嚼了幾把雪,也挖了一個雪窩轉進去, 貓在裏面打盹,像一隻冬眠的北極熊。  


  究竟休息了幾天幾夜,伊凡也弄不清楚, 因為他是被小狼寶貝兒弄醒的。他被寶貝兒舔醒後鑽出雪窩一看, 所有的狼都排在雪橇旁,夏娃具有雌性的細心, 竟把拱蓋在它們身上的那件羅里的皮襖,用嘴咬著拖到雪橇上。 眾狼顯然已恢復體力,等待餵食、出發。雪橇上有那麼多食物, 但是誰也不敢動,因為它們知道:伊凡是它們的王。  


  狼們的食物仍是羅里的肉。  


  伊凡讓狼拉著雪橇行進,他的目標是東北方向的貝加爾湖。 白天看太陽,晚上參照星星,曉行夜宿地走了一個星期。 羅里的屍肉已轉化為狼們的精力,但還剩下半截毛茸茸的大腿, 而羅里的這半截大腿竟成了危難中的救星。  


  那是一次下午出發的夜行,狼的精神狀態很好,伊凡決定通宵行進。 半夜裏,皓月當空,照著白雪皚皚的西伯利亞雪原。突然, 狼們停步,並且向後逃,而雪橇帶著慣性力反把狼們向前拖, 亞當發出了驚恐的呻吟。伊凡知道遇到了魔鬼, 令惡狼害怕的肯定不是小魔鬼。他定神細看, 只見一團白乎乎的東西正向雪橇靠近,原來是一頭重達1000斤的 西伯利亞虎,它是西伯利亞野生動物食物鏈的終端, 名副其實的西伯利亞動物之王;它的皮毛價值千金, 擁有它一張皮可以成為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小地主。  


  伊凡握住羅裏的那柄鐵斧,但他知道,搏鬥的結果必將凶多吉少。 他突然靈機一動,舉起羅裏那半截長滿茸毛的大腿, 用力扔向西伯利亞虎。那老虎顯然餓極了,竟撲向空中一口咬住, 然後跑開了。  


  伊凡默默祈禱:呵,謝謝你,大災星!  


  伊凡朝亞當猛抽一鞭,雪橇重新前進,而且速度飛快, 這也許是西伯利亞虎把恐怖納入了狼的心中,它們加速奔跑, 顯然是在逃避那個另它們心驚膽戰的大災星  


  太陽從東邊升起,狼們放慢了腳步, 雪橇在古老蒼涼的西伯利亞雪原上緩緩滑行。伊凡舉目四望, 他在尋找一個避風的溫暖的休息地。突然一陣風卷起一股乾雪, 陣風卷過的雪地上露出一架完整的人體白骨。顯然, 這是西伯利亞的逃犯,他帶著生的欲望,力盡艱辛, 最終未能戰勝嚴酷的大自然,走到這裏倒下, 為人生畫上一個悲慘的句號。伊凡脫下狗皮帽向白骨揮動, 祝亡靈安息。  


  伊凡和他的狼群停停走走地又行進了半個月, 所帶的動物肉乾幾乎吃得精光,饑餓威脅著他和狼群。亞當、 夏娃的套繩一直拉得很緊,負重最大,消耗的體力也最大, 最後竟東倒西歪了。伊凡只得將它們抱到雪橇上,跟他一道休息, 雪橇任由五匹年輕的狼拉著,時快時慢由狼們自己決定。  


  亞當和夏娃趴在羅裏的那件厚皮襖下,一動不動, 這兩匹老狼顯然折騰得筋疲力盡了。不久,亞當呻吟著,搖著頭, 拱開蓋在它頭上的皮襖,兩眼直直地盯著伊凡,似乎在說:“腳狼 王,我不行了!”凡伸出了手,它伸出缺乏粘液的舌頭, 舔著伊凡的手心手背,然後閉上疲憊的眼,很快斷了氣。 伊凡摸摸亞當身邊的夏娃,已經冰硬,它顯然死在亞當之前。  


  在一個避風的緩坡下,伊凡吆喝狼們停止行進,並為它們卸了轅繩。 五匹狼挨個兒成一字形蹲在雪地上,狼眼漠然地望著伊凡。 伊凡看懂了狼們的眼神,那顯然是說:雙腳狼王,我們肚子餓, 再走下去就走不動啦! 


  伊凡沒有理睬它們,他心中有了主意:在狼的王國裏有個規定, 不撕食活著的夥伴,但對死亡的夥伴,它們可以像吃羊一樣吃掉。 伊凡用板斧砍下了亞當、夏娃的頭,將兩個狼頭放置在坡頂雪堆上, 面向東北方。他脫帽致意,祈禱亞當、 夏娃保佑他和它們的子女逃出西伯利亞。然後他剁碎狼肉, 將一部分扔給狼們吃掉,餘下的精打細算,估計能維持三天。 伊凡嚴格掌握著時間,每次只能休息一夜,第二天必須上路, 因為拖延時間就是無謂的消耗,就意味著死亡。 


  第三天早上從宿營地出發前,伊凡自己留下兩塊狼肉, 用強勁的咬嚼肌撕食了,把最後一塊狼肉扔給狼們,瞧著它們吃完。 然後他伸出兩手,把五匹狼摟到胸前, 向這些野獸發表了動情的演說:“子們, 你們吃掉了我一秋積累的肉食,吃掉了該死的獄長羅里, 吃掉了你們的父母,現在我們是沒有一點糧食的窮光蛋啦, 而被雪覆蓋的西伯利亞這鬼地方,我們連螞蟻也找不到一隻。 下一輪,該吃我啦!孩子們,到時你們吃我吧……”伊凡留出了眼淚 ,在每只狼頭上撫摸一下,寶貝兒竟舔著伊凡腮上的淚水。  


  伊凡和狼們繼續出發。  


  坐在雪橇上的伊凡只想著好運氣,在顛簸中不時打盹兒, 一會兒被惡夢嚇醒, 一會兒被好夢笑醒。當他再次醒來時,竟吃驚地站了起來,啊, 前面是一片水晶般的藍光, 那是太陽照在遼闊的冰層上反射出的藍光,哦,是貝加爾湖。 只要到了貝加爾湖,就會有村鎮,就會有人群, 就會有正常人的生存。伊凡揮起鞭子,向狼群狠很地抽去, 雪橇像箭一樣,駛向那眩人眼目的一片藍光… 


  一年後,貝加爾湖北側的葉林娜鎮上, 人們漸漸熟悉了一位名叫斯捷潘諾夫的公民, 他在一家飯館裏當傭工,工作特別賣力, 還比別的傭工每天多幹兩小時, 所要的報酬是食客留下的肉骨頭歸他,因為馴養著五匹狼。  


  斯捷潘諾夫─是否就是伊凡.米哈伊爾, 那位馴狼逃出西伯利亞流放地的雙腿狼王?應當說是的。



星期一, 3月 09, 2009

歡活在怡人的藍色裡~


 


 


 


In lieblicher Bläue blühet


                                                                                                 --Friedrich Hölderlin
 
In lieblicher Bläue blühet
mit dem metallenen Dache der Kirchthurm. Den umschwebet
Geschrei der Schwalben, den umgiebt die rührendste Bläue.
Die Sonne gehet hoch darüber und färbet das Blech,
im Winde aber oben stille krähet die Fahne.
Wenn einer unter der Gloke dann herabgeht, jene Treppen,
ein stilles Leben ist es, weil,
wenn abgesondert so sehr die Gestalt ist,
die Bildsamkeit herauskommt dann des Menschen.
Die Fenster, daraus die Gloken tönen, sind wie Thore an Schönheit.
Nemlich, weil noch der Natur nach sind die Thore,
haben diese die Ähnlichkeit von Bäumen des Walds.
Reinheit aber ist auch Schönheit.
Innen aus Verschiedenem entsthet ein ernster Geist.
So sehr einfältig aber die Bilder, so sehr heilig sind die, daß
man wirklich oft fürchtet, die zu beschreiben.
Die Himmlischen aber, die immer gut sind,
alles zumal, wie Reiche, haben diese, Tugend und Freude.
Der Mensch darf das nachahmen.
Darf, wenn lauter Mühe das Leben, ein Mensch
aufschauen und sagen: so will ich auch seyn?
Ja. So lange die Freundlichkeit noch am Herzen, die Reine,
dauert, misset nicht unglüklich der Mensch sich
der Gottheit.
Ist unbekannt Gott? Ist er offenbar wie die Himmel?
dieses glaub' ich eher. Des Menschen Maaß ist's.
Voll Verdienst, doch 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 Doch reiner
ist nicht der Schatten der Nacht mit den Sternen,
wenn ich so sagen könnte,
als der Mensch, der heißet ein Bild der Gottheit. 
 
 
Giebt auf Erden ein Maaß?
Es giebt keines. Nemlich
es hemmen der Donnergang nie die Welten des Schöpfers.
Auch eine Blume ist schön, weil sie blühet unter der Sonne.
Es findet das Aug' oft im Leben
Wesen, die viel schöner noch zu nennen wären
als die Blumen. O! ich weiß das wohl!
Denn zu bluten an Gestalt und Herz,
und ganz nicht mehr zu seyn, gefällt das Gott?
Die Seele aber, wie ich glaube, muß rein bleiben,
sonst reicht an das Mächtige auf Fittigen der Adler mit lobendem Gesange
und der Stimme so vieler Vögel.
Es ist die Wesenheit, die Gestalt ist's.
Du schönes Bächlein, du scheinest rührend, indem du rollest so klar,
wie das Auge der Gottheit, durch die Milchstraße.
Ich kenne dich wohl,
aber Thränen quillen aus dem Auge. Ein heiteres Leben
seh' ich in den Gestalten mich umblühen der Schöpfung, weil
ich es nicht unbillig vergleiche den einsamen Tauben auf dem Kirchhof.
Das Lachen aber scheint mich zu grämen der Menschen,
nemlich ich hab' ein Herz.
Möcht' ich ein Komet seyn?
Ich glaube. Denn sie haben Schnelligkeit der Vögel; sie blühen an Feuer,
und sind wie Kinder an Reinheit.
Größeres zu wünschen, kann nicht des Menschen Natur sich vermessen.
Der Tugend Heiterkeit verdient auch gelobt zu werden vom ernsten Geiste,
der zwischen den drei Säulen wehet
des Gartens. Eine schöne Jungfrau muß das Haupt umkränzen
mit Myrthenblumen, weil sie einfach ist
ihrem Wesen nach und ihrem Gefühl. Myrthen aber
giebt es in Griechenland. 
 
 
Wenn einer in der Spiegel siehet,
ein Mann, und siehet darinn sein Bild,wie abgemahlt;
es gleicht dem Manne.
Augen hat des Menschen Bild,
hingegen Licht der Mond.
Der König Ödipus hat ein Auge zuviel vieleicht.
Diese Leiden dieses Mannes, sie scheinen unbeschreiblich, unaussprechlich,
unausdrüklich.
Wenn das Schauspiel ein solches darstellt, kommt's daher.
Wie ist mir's aber, gedenk' ich deiner jetzt?
Wie Bäche reißt des Ende von Etwas mich dahin,
welches sich wie Asien ausdehnet.
Natürlich dieses Leiden, das hat Ödipus.
Natürlich ist's darum.
Hat auch Herkules gelitten?
Wohl. Die Dioskuren in ihrer Freundschaft
haben die nicht Leiden auch getragen? Nemlich
wie Herkules mit Gott zu streiten, das ist Leiden.
Und die Unsterblichkeit im Neide dieses Leben,
diese zu theilen, ist ein Leiden auch.
Doch das ist auch ein Leiden, wenn mit Sommerfleken ist bedekt ein Mensch,
mit manchen Fleken ganz überdekt zu seyn! das thut die schöne Sonne :
nemlich die ziehet alles auf.
Die Jünglinge führt die Bahn sie mit Reizen ihrer Strahlen
wie mit Rosen.
Die Leiden scheinen so,
die Ödipus getragen,
als wie ein armer Mann klagt,
daß ihm etwas fehle.
Sohn Laios, armer Fremdling in Griechenland!
Leben ist Tod, und Tod ist auch ein Leben.


星期五, 2月 27, 2009

Masturbation, or Sexuality in the Atonal World

Slavoj Zizek 


Today’s predominant mode of politics is the 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 [1] an expression which is effectively tautological: “post-politics” designates the reduction of politics to the expert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life. Such a politics is ultimately a politics of fear, a politics focused on the defense against a potential victimization or harassment. Therein resides the true line of separation between radical emancipatory politics and the predominant status quo politics: it is not the difference of two different positive visions, sets of axioms, but, rath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litics based on a set of universal axioms and the politics which renounces the very constitutive dimension of the political, since it resorts to fear as its ultimate mobilizing principle: fear of immigrants, fear of crime, fear of godless sexual depravity, fear of the excessive State itself (with too high taxation), fear of ecological catastrophes, fear of harassment (which is why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the exemplary liberal form of the politics of fear) - such a (post)politics always relies on the manipulation of a paranoid ochlos - the frightening rallying of frightened men. The zero-level of politics today is the depoliticized expert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the only way to introduce passion into this field, to actively mobilize people, is through fear. At the level of social objectivity, we hav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to be regulated by expert administrators; the subjective counterpart of it is fear, the basic constituent of today’s subjectivity. This is why the big event not only in Europe in the early 2006 was that the 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went mainstream”: they finally cut the umbilical link that connected them to the far Right fringe parties. From France to Germany, from Austria to Holland, in the new spirit of pride at one’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the main parties now find it acceptable to stress that the immigrants “are guests who have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the cultural values that define the host society - it is “our country, love it or leave it.” 


This fear is, at its most basic, the fear of the Neighbor. There are two topics which determine today’s liberal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the respect of Otherness, openness towards it, and the obsessive fear of harassment - in short, the Other is OK insofar as its presence is not intrusive, insofar as the Other is not really Other… In the strict homology with the paradoxical structure of chocolate laxative, tolerance this coincides with its opposite: my duty to be tolerant towards the other effectively means that I should not get too close to him, not to intrude into his/her space - in short, that I should respect his/her intolerance towards my over-proximity. This is what is more and more emerging as the central “human right” in late-capitalist society: the right not to be “harassed,” i.e., to be kept at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others. 


The 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 also has two aspects which cannot but appear as belonging to two opposite ideological spaces: that of the reduction of humans to bare life, to homo sacer as the object of the expert caretaking knowledge; [2] and that of the respect for the vulnerable Other brought to extreme, of the attitude of narcissistic subjectivity which experiences itself as vulnerable, constantly exposed to a multitude of potential “harassments.” Is there a stronger contrast than the one between the respect for the Other’s vulnerabi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Other to “mere life” regula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But what if these two stances nonetheless rely on the same root, what if they are the two aspects of one and the same underlying attitude, what if they coincide in what one is tempted to designate as the contemporary case of the Hegelian “infinite judgment” which asserts the identity of opposites? What the two poles share is precisely the underlying refusal of any higher Causes, the notion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our lives is life itself. This is wh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spect for the vulnerable Other and the readiness to justify torture, the extreme expression of treating individuals as homini sacer. 


In The End of Faith, Sam Harris defense of torture i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ur immediate being- impressed by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and our abstract notion of others’ suffering: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us to torture a singular person than to drop a bomb from a far distance that would cause the even more painful death of thousands. We are thus all caught in a kind of ethical Illusion, parallel to perceptual illusions; the ultimate cause of these illusions is that, although our power of abstract reasoning has developed immensely, our emotional- ethical responses remain conditioned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years old instinctual reactions of sympathy to suffering and pain that is directly witnessed. This is why shooting someone point-blank is for most of us much more repulsive than pressing a button that will kill thousand absent persons: 


Given what many of us believe about the exigencies of our war on terrorism, the practice of tortur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would seem to be not only permissible but necessary. Still, it does not seem any more acceptable, in ethical terms, than it did before.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I trust, every bit as neurological as those that give rise to the moon illusion. /…/ It may be time to take out our rulers and hold them up to the sky. [3] 


No wonder that Harris refers to Alan Derschowitz and his legitimization of torture. [4] In order to suspend this evolutionary conditioned vulnerability to the physical display of other’s suffering, Harris imagines an ideal “truth pill,” an effective torture equivalent to decaf coffee or diet coke: 


a drug that would deliver both the instruments of torture and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utter concealment. The action of the pill would be to produce transitory paralysis and transitory misery of a kind that no human being would willingly submit to a second time. Imagine how we torturers would feel if, after giving this pill to captive terrorists, each lay down for what appeared to be an hour’s nap only to arise and immediately confess everything he knows about the workings of his organization. Might we not be tempted to call it a ‘truth pill’ in the end?” [5] 


The very first lines - “a drug that would deliver both the instruments of torture and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utter concealment” - introduces the typically postmodern logic of chocolate laxative: the torture imagined here is like a decaf coffee - we get the result without having to suffer unpleasant side-effects. The first reaction: at the notorious Serbsky Institute in Moscow (the psychiatric outlet of the KGB), they already invented a similar drug to torture dissidents, an injection into the prisoner’s heart zone which slowed down his heart beating and caused terrifying anxiety - viewed from outside, the prisoner seemed just dozing, while he was going through a nightmare… The further problem is that Harris violates here his own rule when he focuses on September 11, and in his critique of Chomsky: the point of Chomsky is precisely the hypocrisy of tolerating the abstract-anonymous killing of thousands while condemning individual cases of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 why is Kissinger, when he ordered the carpet bombing of Cambodia that led to the death of tens of thousands, less a criminal than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Twin Towers collapse? Is it not that because we are precisely victims of the “ethical illusion”: the horror of September 11 was presented in detail in the media, while - to take another case - when the al-Jazeera TV shows shots of the results of the US bombing of Faludja is condemned for its complicity with the terrorists… 


There is, however, a much more disquieting prospect at work here: the proximity (of the tortured subject) which causes sympathy and makes torture unacceptable is not a mere physical proximity, but, at its most fundamental, the proximity of the Neighbor (with all the Judeo-Christian- Freudian weight on this term), of the Thing which, no matter how far away it is physically, is always by definition “too close.” Consequently, what Harris aims at with his imagined “truth pill”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aboli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the Neighbor: the tortured subject is no longer a Neighbor, but an object whose pain is neutralized, reduced to a property that has to be dealt with in a rational utilitarian calculus (so much pain is tolerable if it prevents a much greater amount of pain) - what disappears here is the abyss of the infinity that pertains to a subject. It is thus significant that the book which argues for torture is also the book entitled The End. of Faith - not, however, in the obvious sense of “You see, it is only our belief in God, the divine in junction to love your neighbor, that ultimately prevents us from torturing people!”, but in a much more radical sense. Another subject (and, ultimately, subject as such) is for Lacan not something directly given, but a “presupposition,” something presumed, an object of belief - how can I ever be sure that what I see in front of me is another subject, not a depthless flat biological machine? 


What kind of sexuality fits this universe? On August 6 2006, London was hosting the UK’s first “masturbate-a- thon,” a collective event in which hundreds of men and women pleasured themselves for charity (raising money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gencies), and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and dispel the shame and taboos that persist around, this most commonplace, natural and safe form of sexual activity. The formula was invented at Good Vibrations (a San Francisco sex health company)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Masturbation Month, which they founded and have been hosting since 1995, when the original San Francisco M-A-T took place. Here is how Dr. Carol Queen justifies it: 


We live in a society in which sexual expression has always been legislate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pursuit of pure pleasure is frequently condemned as selfish and childish. A lot of peopl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free of sexual hang-ups have simply rewritten the equation ’sex is only good if it involves procreation’ to ’sex is only good if it involves two loving people.’ /…/ Masturbation is our first sexual activity, a natural source of pleasure that’s available to us throughout our lives, and a unique form of creative self-expression. Each time you masturbate, you’re celebrating your sexuality and your innate capacity for pleasure, so give yourself a hand! /…/ Masturbation can be a radical act, and the culture that suppresses masturbation may suppress many other personal freedoms as well. While celebrating National Masturbation Month and doing your part to bring self love out of the closet, keep in mind that erotic freedom is essential to true well-being, everywhere. [6] 


The ideological stance underlying the notion of “masturbathon” is marked by a conflict between its form and content: it builds a collective out of individuals who are ready to share with others - what? The solipsistic egotism of their stupid enjoyment. This contradiction, however, is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Freud already knew about the link between narcissism and immersion into crowd, best rendered precisely by the California phrase “to share an experience.” This coincidence of the opposed features is grounded in the exclusion that they share: one not only can be, one IS “alone in a crowd,” i.e., both an individual’s isolation and his/her immersion into a crowd exclude intersubjectivity proper, encounter with an Other. (This is why, as Alain Badiou deployed in a perspicuous way, today, more than ever, one should insist on the focus on love, not mere enjoyment: it is love, the encounter of the Two, which “transubstantiates” the idiotic masturbatory enjoyment into an event proper.) [7] A minimally refined sensitivity tells us tha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asturbate in front on an other than to be engaged in a sexual interaction with him/her: the very fact that the other is reduced to an observer, not participating in my activity, makes my act much more “shameful” - this is why events like “masturbathon” signal the end of shame proper. “Masturbathon” is thus one of the clearest indications of where do we stand today, of the ideology which sustains our most intimate self-experience - it is sufficient to reread the list of reasons “why masturbate” proposed by Queen: 


1. Because sexual pleasure is each person’s birthright.


2. Because masturbation is the ultimate safe sex.


3. Because masturbation is a joyous expression of self love.


4. Because masturbation offers numerous health benefits including menstrual cramp relief, stress reduction, endorphin release, stronger pelvic muscles, reduction of prostate gland infection for men and resistance to yeast infections for women.


5. Because masturbation is an excellent cardiovascular workout.


6. Because each person is their own best lover.


7. Because masturbation increases sexual awareness. 


Everything is here: increased self-awareness, health benefits,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oppression, the most radical Politically Correct stance (here, for sure, nobody is harassed), and the affirmation of sexual pleasure at its most elementary - “each person is their (sic) own best lover.”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 usually reserved for homosexuals (masturbation “brings self love out of the closet”) hints at a kind of implicit teleology of the gradual exclusion of all otherness: first, in homosexuality, the other sex is excluded (one does it with another person of the same sex); then, in a kind of mockingly-Hegelian negation of negation, the very dimension of otherness is cancelled, one does it with oneself. 


In December 2006, the New York City authorities declared that the right to chose one’s gender (and so, if necessary, to have the sex-change operation performed) is one of the inalienable human rights - the ultimate Difference, the “transcendental” difference that grounds the very human identity, thus turns into something open to manipulation - the ultimate plasticity of being-human is thoroughly asserted. “Masturbathon” is the ideal form of the sex activity of this trans-gendered subject, or, in other words, of “you,” of the subject elevated into the “Person of the Year” by the December 18 issue of the Time magazine. This annual honor went not to Ahmadinejad, Chavez, Kim Yong-Il, or another member of the gang of usual suspects, but to “you”: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who is using or creating content on the World Wide Web. The cover showed a white keyboard with a mirror for a computer screen where each of us, readers, can see his or her own reflection. To justify the choice, the editors cited the shift from institutions to individuals who are re-emerging as the citizens of the new digital democracy. 


There is more than meet the eye in this choice, in more tha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 If there ever was an ideological choice, this is it: the message - new cyber- democracy in which millions can directly communicate and self-organize, by-passing centralized state control - covers up a series of disturbing gaps and tensions. The first and obvious point of irony is that what everyone who looks at the Time cover does not see others with whom he or she is supposed to be in direct exchange - what he sees is the mirror-image of him- or herself. No wonder that Leibniz is one of the predominant philosophical references of the cyberspace theorists: does our immersion into cyberspace not go hand in hand with our reduction to a Leibnizean monad which, although “without windows” that would directly open up to external reality, mirrors in itself the entire universe? Is the typical World Wide Web surfer today, sitting alone in front of a PC screen, not more and more a monad with no direct windows onto reality, encountering only virtual simulacra, and yet immersed more than ever into the global network, synchronous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ntire globe? “Masturbathon,” which builds a collective out of individuals who are ready to share the solipsism of their own stupid enjoyment, is the form of sexuality which fits perfectly the cyberspace coordinates. 


Alain Badiou [8] develops the notion of “atonal” worlds (monde atone), worlds lacking a “point,” in Lacanese: the “quilting point” (point de caption ), the intervention of a Master-Signifier that imposes a principle of “ordering” onto the world, the point of a simple decision (”yes or no”) in which the confused multiplicity is violently reduced to a “minimal difference.” That is to say, what is a Master-Signifier? [9] In the very last pages of his monumental Second World War, Winston Churchill ponders on the enigma of a political decision: after the specialist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nalysts, psychologists, meteorologists…) propose their multiple, elaborated and refined analysis, somebody must assume the simple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most difficult act of transposing this complex multitude, where for every reason for there are two reasons against, and vice versa, into a simple “Yes” or “No” - we shall attack, we continue to wait… None other John F. Kennedy provided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this point: “The essence of ultimate decision remains impenetrable to the observer - often, indeed, to the decider himself.” This gesture which can never be fully grounded in reasons, is that of a Master. 


The basic feature of our “postmodern” world is that it tries to dispense with this agency of the Master-Signifi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should be asserted unconditionally, every Master-Signifier meant to impose some order on it should be “deconstructed,” dispersed disseminated”: “The modern apology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 is really nothing but a generalized desire of atony. [10] Badiou’s excellent example of such an “atonal” world is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vision of sexuality, as promoted by gender studies, with its obsessive rejection of binary logic”: this world is a nuanced, ramified world of multiple sexual practices which tolerates no decision no instance of the Two, no evaluation (in the strong Nietzschean sense of the term). 


Therein resides the interest of Michel Houellebecq’s novels: [11] he endlessly varies the motif of the failure of the Event of lov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ie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lapse of religion and tradition the unrestrained worship of pleasure and youth, and the prospect of a future totalized by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oylessness.” [12] Therein resides the dark side of the sexual liberation” of the 1960s: the full commodification of sexuality. Houellebecq depicts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Revolution, the sterility of the universe dominated by the superego injunction to enjoy. All of his work focuses on the antinomy of love and sexuality: sex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to renounce it is to whither away, so love cannot flourish without sex; simultaneously, however, love is impossible precisely because of sex: sex, which “proliferates as the epitome of late capitalism’s dominance, has permanently stained human relationships as inevitable reproductions of the dehumanizing nature of liberal society; it has, essentially, ruined love.” [13] Sex is thus, to put it in Derridean terms, simultaneously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and of impossibility of love. 


This is why Houellebecq’s Les particules elemental [14] is the story of radical DESUBLIMATION, if there ever was one: in our postmodern “disenchanted” permissive world sexuality is reduced to an apathetic participation in ‘ collective orgies. Les particules, a superb example of what some critics perspicuously baptized “Left conservatism,” tells the story of two half-brothers: Bruno, a high-school teacher, is an undersexed hedonist, while Michel is a brilliant but emotionally desiccated biochemist. Abandoned by their hippie mother when they were small, neither has ever properly recovered; all their attempts a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hether through marriage,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r the consumption of pornography, merely lead to loneliness and frustration. Bruno ends up in a psychiatric asylum after confronting the meaninglessness of the permissive sexuality (the utterly depressive descriptions of the sexual orgies between forty-somethings are among the most excruciating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ile Michel invents a solution: a new self-replicating gene for the post-human desexualized entity. The novel ends with a prophetic vision: in 2040, humanity is replaced by these humanoids who experience no passions proper, no intense self-assertion that can lead to destructive rage. 


Almost four decades ago, Michel Foucault dismissed “man” as a figure in the sand that is now being washed away, introducing the (then) fashionable topic of the “death of man.” Although Houellebecq stages this disappearance in much more naive literal terms, as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ity with a new post-human species, there is a common denominator between the two: the disappearance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his last works Foucault envisioned the space of pleasures liberated from Sex, and one is tempted to claim that Houellebecq’s post-human society of clones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ucauldian dream of the Selves who practice the “use of pleasures.” While this solution is the fantasy at its purest, the deadlock to which it reacts is a real one - how are we to get out of it? The standard way would be to somehow try to resurrect the transgressive erotic passion following the well-known principle, first fully asserted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courtly love, that the only true love is the transgressive prohibited one - we need new Prohibitions, so that a new Tristan and Isolde or Romeo and Juliet will appear… The problem is that, in today’s permissive society, transgression itself is the norm. Which, then, is the way out? One should recall here the ultimate lesson of Lacan concerning sublimation: in a way true sublimatio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desublimation. Let’s take a love relationship: “sublime” is not the cold elevated figure of the Lady who had to remain beyond our reach - if she were to step down from her pedestal, she would turn into a repulsive filth. “Sublime” is the magic combina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when the sublime dimension transpires through the utmost common details of the everyday shared life - the “sublime” moment of the love life occurs when the magic dimension transpires even in the common everyday acts like washing the dishes or cleaning the apartment. (In this precise sense, sublimation is to be opposed to idealization.) 


Perhaps the best way to specify this role of sexual love is through the notion of reflexivity as the twist by means that which generated a system becomes part of the system it generates. This reflexive appearance of the generating movement within the generated system, in the guise of what Hegel called the “oppositional determination,” as a rule takes the form of the opposite- within the material sphere. Spirit appears in the guise of the most inert moment (crane, formless black stone); in the later stage of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when Revolution starts to devour its own children, the political agent which effectively set in motion the process is renegaded into the role of its main obstacle, of the waverers or outright traitors who are not ready to follow the revolutionary logic to its conclusion. Along the same lines, is it not that, once the socio-symbolic order is fully established, the very dimension which introduced the “transcendent” attitude that defines a human being, namely SEXUALITY, the uniquely human “undead” sexual passion, appears as its very opposite, as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elevation of a human being to the pure spirituality, as that which ties him/her down to the inertia of bodily existence? For this reason, the end of sexuality in the much celebrated “posthuman” self-cloning entity expected to emerge soon, far from opening up the way to pure spirituality, will simultaneously signal the end of what is traditionally designated as the uniquely human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ll the celebrating of the new “enhanced” possibilities of sexual life that Virtual Reality offers can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once cloning supplements sexual difference, the game is over. [15] 


We all know of Alan Turing’s famous “imitation game” which should serve as the test if a machine can think: we communicate with two computer interfaces, asking them any imaginable question; behind one of the interfaces, there is a human person typing the answers, while behind the other, it is a machine. If, based on the answers we get, we cannot tell the intelligent machine from the intelligent human, then, according to Turing, our failure proves that machines can think. What is a little bit less known is that in its first formulation, the issue was not to distinguish human from the machine, but man from woman, why this strange displacement from sexual differenc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Was this due to Turing’s simple eccentricity (recall his well-known troubles because of his homosexuality)? According to some interpreters, the point is to oppose the two experiments: a successful imitation of a woman’s responses by a man (or vice versa) would not prove anything, because the gender identity does not depend on the sequences of symbols, while a successful imitation of man by a machine would prove that this machine thinks, because “thinking” ultimately is the proper way of sequencing symbols… What if, however, the solution to this enigma is much more simple and radical? What if sexual difference is not simply a biological fact, but the Real of an antagonism that defines humanity, so that once sexual difference is abolished, a human being effectively become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 machine. 


The further thing one should emphasize here is Turing’s blindness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oing and saying: as many an interpreter has noticed, Turing simply had no sense for the properly SYMBOLIC domain of communication in sexuality, power politics, etc.,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as a rhetorical device, with its referential meaning clearly subordinated to its performative dimension (of seduction, coercion, etc.). For Turing, there were ultimately only purely intellectu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 in this sense, he was the ultimate “normal psychotic,” blinded for the sexual difference. The crucial intervention of the Turing test appears the moment we accept its basic dispositif, i.e. the loss of a stable embodiment,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actually enacted and represented bodies: an irreducible gap is introduced between the “real” flesh-and-blood body behind the scree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the symbols that flicker on the computer screen. Such a disjunction is co-substantial with “humanity” itself: the moment a living being starts to speak, the medium of its speech (say, voice) is minimally disembodied, in the sense that it seems to originate not in the material reality of the body that we see, but in some invisible “inferiority” - a spoken word is always minimally the voice of a ventriloquist, a spectral dimension always reverberates in it. In short, one should claim that “humanity” as such ALWAYS-ALREADY WAS “posthuman” - therein resides the gist of Lacan’s thesis that the symbolic order is a parasitical machine which intrudes into and supplements a human being as its artificial prothesis. 


Of course, the standard feminist question to ask here is: is this erasure of the bodily attachment gender neutral, or is it secretly gendered, so that sexual difference does not concern only the actual enacted body behind the screen, but also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s of representation and enactment? Is the masculine subject in its very notion disembodied, while the feminine subject maintains the umbilical cord to its embodiment? In “The Curves of the Needle,” a short essay on gramophone from 1928. [16] Adorno notes the fundamental paradox of recording: the more the machine makes its presence known (through obtrusive noises, its clumsiness and interruptions), the strong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singer - or, to put it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more perfect the recording, the more faithfully the machine reproduces a human voice, the more humanity is removed,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something “inauthentic”. [17] This perception is to be linked to Adorno’s famous “antifeminist” remark according to which a woman’s voice cannot be properly recorded, since it demands the presence of her body, in contrast to a man’s voice which can exert its full power as disembodied - do we not encounter here a clear case of the ideological notion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which man is a disembodied Spirit-Subject, while woman remains anchored in her body? Howev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o be rea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dorno’s notion of feminine hysteria as the protest of subjectivity against reification: the hysterical subject is essentially in-between, no longer fully identified to her body, not yet ready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the disembodied speaker (or, with regard to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no longer the direct presence of the “living voice,” not yet its perfect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Subjectivity is not the immediate living self-presence we attain when we shed away the distorting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t is rather that remainder of “authenticity” whose traces we can discern in an imperfect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short, the subjec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have been” in its imperfect representation. Adorno’s thesis that a woman’s voice cannot be properly recorded, since it demands the presence of her body, thus effectively asserts feminine hysteria (and not the disembodied male voice) as the original dimension of subjectivity: in woman’s voice, the painful process of disembodiment continues to reverberate, its traces are not yet obliterated. In Kierkegaard’s terms, sexual differenc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nd “becoming”: man and woman are both disembodied; however, while a man directly assumes disembodiment as an achieved state, feminine subjectivity stands for the disembodiment “in becoming.” [18] 
 


Notes:


[1]. For the notion of bio-politics, see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r the notion of post-politics, see 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 See Agamben, op.cit.


[3]. Sam Harris, The End of Faith, New York: Norton 2005, p. 199.


[4]. Harris, op.cit., p. 192-193.


[5]. Op.cit., p. 197.


[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asturbate-a-thon. com.


[7]. See Alain Badiou, 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6.


[8]. See Badiou, op.cit.


[9]. For the concept of the Master-Signifier, see Jacques Lacan,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2006.


[10]. Badiou, op.cit., p. 443.


[11]. See, exemplarily, Michel Houellebecq, The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 New York: Knopf 2006.


[12]. Nicholas Sabloff, “Of Filth and Frozen Dinners,” The Common Review, Winter 2007, p. 50.


[13]. Sabloff, op.cit., p. 51.


[14]. Michel Houellebecq, Atomised, London: Heinemann 2000.


[15]. And, incidentally, with all the focus on the new experiences of pleasure that lay ahea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direct neuronal implants, etc., what about new “enhanced” possibilities of TORTURE? Do biogenetics and Virtual Reality combined not open up new and unheard-of horizons of extending our ability to endure pain (through widening our sensory capacity to sustain pain, through inventing new forms of inflicting it) - perhaps, the ultimate Sadean image on an “undead” victim of the torture who can sustain endless pain without having at his/her disposal the escape into death, also waits to become reality? Perhaps, in a decade or two, our most horrifying cases of torture (say, what they did to the Chief-of-Staff of the Dominican Army after the failed coup in which the dictator Trujillo was killed - sewing his eyes together so that he wasn’t able to see his torturers, and then for four months slowly cutting off parts of his body in most painful ways, like using clumsy scissors to detach his genitals) will appear as naive children’s games.


[16]. Translated by Tom Levine in October 55, Winter 1990, p. 48-55.


[17] The same holds for today’s prospec of Virtual Reality: the more perfect the digital reproduction, the more “artificial” its effect, in the same way an imperfec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is experienced as more “realist” than a color one, although reality is in colors.


[18] Does Lacan’s reading of woe s war sol lich werden not involve the temporality of the failed encounter, of not-yet and no-longer, of It-itself and For-itself? The subject is the vanishing mediator between “where it—what will become a subject—was” (in the state of in-itself, not yet fully realized), and the full symbolic realization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already stigmatized into a signifier. Lacan refers here to the Freudian dream of the father who didn’t know he was dead (and for that reason remained alive): the subject is also only alive insofar as it doesn’t know (that it is dead)—the moment it knows “it”, assuming symbolic knowledge, it dies (in the signifier that represents it, the subject).


Censorship Today: Violence, or Ecology as a New Opium for the Masses



..............Slavoj Zizek


 


Marco Cicala, a Leftist Italian journalist, told me about his recent weird experience: when, in an article, he once used the word "capitalism," the editor asked him if the use of this term is really necessary - could he not replace it by a synonymous one, like "economy"? What better proof of the total triumph of capitalism than the virt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very term in the last 2 or 3 decades? No on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allegedly archaic Marxists, refers to capitalism any longer. The term was simply struck from the vocabulary of politicians, trade unionists,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 even of social scientists... But what about the upsurge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in the last years? Does it not clearly contradict this diagnostic? No: a close look quickly shows how this movement also succumbs to "the temptation to transform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tself (centered on economic mechanisms, forms of work organization, and profit extraction) into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this way, when one talks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its agents," the enemy is externalized (usually in the form of vulgar anti-Americanism). From this perspective, where the main task today is to fight "the American empire," any ally is good if it is anti-American, and so the unbridled Chinese "Communist" capitalism, violent Islamic anti-modernists, as well as the obscene Lukashenko regime in Belarus may appear as progressive anti-globalist comrades-in-arms... What we have here is thus another version of the ill-famed notion of "alternate modernity": instead of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s such, of confronting its basic mechanism, we get the critique of the imperialist "excess," with the (silent) notion of mobilizing capitalist mechanisms within another, more "progressive," frame. 


So what is the problem here? It is easy to make fun of Fukuyama's notion of the End of History, but the majority today is "Fukuyamaian": liberal-democratic capitalism is accepted as the finally-found formula of the best possible society, all one can do is to render it more just, tolerant, etc. The only true question today is: do we endorse this "naturalization" of capitalism, or does today's global capitalism contain strong enough antagonisms which will prevent its indefinite reproduction? There are three (or, rather, four) such antagonisms: 


1. Ecology:


In spite of the infinite adaptability of capitalism which, in the case of an acute ecological catastrophe or crisis, can easily turn ecology into a new field of capitalist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the very nature of the risk involved fundamentally precludes a market solution - why? Capitalism only works in precise social conditions: it implies the trust into the objectivized/"reified" mechanism of the market's "invisible hand" which, as a kind of Cunning of Reason, guarantees that the competition of individual egotisms works for the common good. However,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adical change. Till now, historical Substance played its role as the medium and foundation of all subjective interventions: whatever social and political subjects did, it was mediated and ultimately dominated, overdetermined, by the historical Substance. What looms on the horizon today is the unheard-of possibility that a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will intervene directly into the historical Substance, catastrophically disturbing its run by way of triggering an ecological catastrophe, a fateful biogenetic mutation, a nuclear or similar military-social catastrophe, etc. No longer can we rely on the safeguarding role of the limited scope of our acts: it no longer holds that, whatever we do, history will go 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the act of a single socio-political agent effectively can alter and even interrupt the global historical process, so that, ironically, it is only today that we can say tha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hould effectively be conceived "not only as Substance, but also as Subject." This is why, when confronted with singular catastrophic prospects (say, a political group which intends to attack its enemy with nuclear or biological weapons), we no longer can rely on the standard logic of the "Cunning of Reason" which, precisely, presupposes the primacy of the historical Substance over acting subjects: we no longer can adopt the stance of "let the enemy who threatens us deploy its potentials and thereby self-destruct himself" - the price for letting the historical Reason do its work is too high since, in the meantime, we may all perish together with the enemy. Recall a frightening detail from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only later did we learn how close to nuclear war we were during a naval skirmish between an American destroyer and a Soviet B-59 submarine off Cuba on October 27 1962. The destroyer dropped depth charges near the submarine to try to force it to surface, not knowing it had a nuclear-tipped torpedo. Vadim Orlov, a member of the submarine crew, told the conference in Havana that the submarine was authorized to fire it if three officers agreed. The officers began a fierce, shouting debate over whether to sink the ship. Two of them said yes and the other said no. "A guy named Arkhipov saved the world," was a bitter comment of a historian on this accident. 


2. Private Property: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so-call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key antagonism of the so-called new (digital) industries is thus: how to maintain the form of (private) property, within which only the logic of profit can be maintained (see also the Napster problem,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music)? And do the legal complications in biogenetics not point in the same direction? Phenomena are emerging here which bring the notion of property to weird paradoxes: in India, local communities can suddenly discover that medical practices and materials they are using for centuries are now owned by American companies, so they should be bought from them; with the biogenetic companies patentizing genes, we are all discovering that parts of ourselves, our genetic components, are already copyrighted, owned by others... 


The crucial date in the history of cyberspace is February 3 1976, the day when Bill Gates published his (in)famous "Open Letter to Hobbysts," the asser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software domain: "As the majority of hobbysts must be aware, most of you steal your software. /.../ Most directly, the thing you do is theft." Bill Gates has built his entire empire and reputation on his extreme views about knowledge being treated as if it were tangible property. This was a decisive signal which triggered the battle for 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 domain of software. 


3. New Techno-Scientific Developments:


The socio-ethical implications of new techno-scientific developments (especially in bio-genetics) - Fukuyama himself was compelled to admit that the biogenetic interventions into human nature are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to his vision of the End of History. 


With the latest biogenetic developments,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in which it is simply nature itself which melts into air: the main consequence of the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in biogenetics is the end of nature. Once we know the rules of its construction, natural organisms are transformed into objects amenable to manipulation. Nature, human and inhuman, is thus "desubstantialized," deprived of its impenetrable density, of what Heidegger called "earth." This compels us to give a new twist to Freud's title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 discontent, uneasiness, in culture.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the discontent shifts from culture to nature itself: nature is no longer "natural," the reliable "dense" background of our lives; it now appears as a fragile mechanism which, at any point, can explode in a catastrophic direction. 


4. New Forms of Apartheid:


Last but not least, new forms of apartheid, new Walls and slums. On September 11th, 2001, the Twin Towers were hit; twelve years earlier, on November 9th, 1989, the Berlin Wall fell. November 9th announced the "happy '90s," the Francis Fukuyama dream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belief that liberal democracy had, in principle, won, that the search is over, that the advent of a global, liberal world community lurk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at the obstacles to this ultra-Hollywood happy ending are merely empirical and contingent (local pockets of resistance where the leaders did not yet grasp that their time is over). In contrast to it, 9/11 is the main symbol of the forthcoming era in which new walls are emerging everywher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West Bank, around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U.S.-Mexico border. 


So what if the new proletarian position is that of the inhabitants of slums in the new megalopolises?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slums in the last decades, especially in the Third World megalopolises from Mexico City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apitals through Africa (Lagos, Chad) to India, China,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is perhaps the crucial geopolitical event of our times. It is effectively surprising how many features of slum dwellers fit the good old Marxist determination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ey are "free" in the double meaning of the word even more than the classic proletariat ("freed" from all substantial ties; dwelling in a free space, outside the police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 they are a large collective, forcibly thrown together, "thrown" into a situation where they have to invent some mode of being-together, and simultaneously deprived of any support in traditional ways of life, in inherited religious or ethnic life-forms. 


While today's society is often characterized as the society of total control, slums are the territories within a state boundaries from which the state (partially, at least) withdrew its control, territories which function as white spots, blanks, in the official map of a state territory. Although they are de facto included into a state by the links of black economy, organized crime, religious groups, etc., the state control is nonetheless suspended there, they are domains outsid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ap of Berlin from the times of the now defunct GDR, the are of West Berlin was left blank, a weird hole in the detailed structure of the big city; when Christa Wolf, the well-known East German half-dissident writer, took her small daughter to the East Berlin's high TV tower, from which one had a nice view over the prohibited West Berlin, the small girl shouted gladly: "Look, mother, it is not white over there, there are houses with people like here!" - as if discovering a prohibited slum Zone... 


This is why the "de-structured" masses, poor and deprived of everything, situated in a non-proletarized urban environment, constitute one of the principal horizons of the politics to come. If the principal task of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s of the XIXth century was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the bourgeois liberals by way of politicizing the working class, and if the task of the XXth century was to politically awaken the immense rural population of Asia and Africa, the principal task of the XXIth century is to politicize - organize and discipline - the "de-structured masses" of slum-dwellers. Hugo Chavez's biggest achievement is the politicization (inclusion into the political lif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slum dwellers; in other countries, they mostly persist in apolitical inertia. It was thi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slum dwellers which saved him against the US-sponsored coup: to the surprise of everyone, Chavez included, slum dwellers massively descended to the affluent city center, tipp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to his advantage. 


How do these four antagonisms relate to each other? There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p that separates the Excluded from the Included and the other three antagonisms, which designate three domains of what Hardt and Negri call "commons," the shared substance of our social being whose privatization is a violent act which should also be resisted with violent means, if necessary: the commons of culture, the immediately socialized forms of "cognitive" capital, primarily language, ou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if Bill Gates were to be allowed monopoly, we would have reached the absurd situation in which a private individual would have literally owned the software texture our basic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shared infrastructure of public transport, electricity, post, etc.; the commons of external nature threatened by pollution and exploitation (from oil to forests and natural habitat itself); the commons of internal nature (the biogenetic inheritance of humanity). What all these struggles share is the awareness of the destructive potentials, up to the self-annihilation of humanity itself, if the capitalist logic of enclosing these commons is allowed a free run. It is this reference to "commons" which justifies the resuscitation of the notion of Communism - or, to quote 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remains the good one, I do not see any other. If we have to abandon this hypothesis, then it is no longer worth doing anything at all in the field of collective action. Without the horizon of communism, without this Idea,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ecoming of any interest to a philosopher. Let everyone bother about his own affairs, and let us stop talking about it. In this case, the rat-man is right, as is, by the way, the case with some ex-communists who are either avid of their rents or who lost courage. However, to hold on to the Idea, to the existence of this hypothes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retain its first form of presentation which was centered on property and State. In fact, what is imposed on us as a task, even as a philosophical obligation, is to help a new mode of existence of the hypothesis to deploy itself. 


So where do we stand today with regard to communism? The first step is to admit that the solution is not to limit the market and private property by direct interventions of the State and state ownership. The domain of State itself is also in its own way "private": private in the precise Kantian sense of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in State administrative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Th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must always be free, and it alone can bring about enlightenment among men. The private use of one's reason, on the other hand, may often be very narrowly restricted without particularly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nlightenment. By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I understand the use which a person makes of it as a scholar before the reading public. Private use I call that which one may make of it in a particular civil post or office which is entrusted to him. 


What one should add here, moving beyond Kant, is that there is a privileged social group which, on account of its lacking a determinate place in the "private" order of social hierarchy, directly stands for universality: it is only the reference to those Excluded, to those who dwell in the blanks of the State space, that enables true universality. There is nothing more "private" than a State community which perceives the Excluded as a threat and worries how to keep the Excluded at a proper distance. In other words, in the series of the four antagonisms, the one between the Included and the Excluded is the crucial one, the point of reference for the others; without it, all others lose their subversive edge: ecology turns into a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o a "complex legal challenge," biogenetics into an "ethical" issue. One can sincerely fight for ecology, defend a broader no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pose the copyrighting of genes, while not questioning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Included and the Excluded - even more, one can even formulate some of these struggles in the terms of the Included threatened by the polluting Excluded. In this way, we get no true universality, only "private" concerns in the Kantian sense of the term. Corporations like Whole Foods and Starbucks continue to enjoy favor among liberals even though they both engage in anti-union activities; the trick is that they sell products that contain the claim of being politically progressive acts in and of themselves. One buys coffee made with beans bought at above fair-market value, one drives a hybrid vehicle, one buys from companies that provide good benefits for their customers (according to the corporation's own standards), etc. Political action and consumption become fully merged. In short, without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Included and the Excluded, we may well find ourselves in a world in which Bill Gates is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fighting against poverty and diseases, and Rupert Murdoch the greatest environmentalist mobiliz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through his media empire. 


When politics is reduced to the "private" domain, it takes the form of the politics of FEAR - fear of losing one's particular identity, of being overwhelmed. Today's predominant mode of politics is 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 - an awesome example of theoretical jargon which, however, can easily be unpacked: "post-political" is a politics which claims to leave behind old ideological struggles and, instead, focus on expert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while "bio-politics" designates the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y and welfare of human lives as its primal goal. It is clear how these two dimensions overlap: once one renounces big ideological causes, what remains is only th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life... almost only that. That is to say, with the depoliticized, socially objective, expert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as the zero-level of politics, the only way to introduce passion into this field, to actively mobilize people, is through fear, a basic constituent of today's subjectivity. 


No wonder, then, that the by far predominant version of ecology is the ecology of fear, fear of a catastrophe - human-made or natural - that may deeply perturb, destroy eve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fear that pushes us to plan measures that would protect our safety. This ecology of fear has all the chances of developing into the predominant form of ideology of global capitalism, a new opium for the masses replacing the declining religion: it takes over the old religion's fundamental function, that of putting on an unquestionable authority which can impose limits. The lesson this ecology is constantly hammering is our finitude: we are not Cartesian subjects extracted from reality, we are finite beings embedded in a bio-sphere which vastly transgresses our horizon. In our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are borrowing from the future, so one should treat our Earth with respect, as something ultimately Sacred,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veiled totally, that should and will forever remain a Mystery, a power we should trust, not dominate. While we cannot gain full mastery over our bio-sphere, it is unfortunately in our power to derail it, to disturb its balance so that it will run amok, swiping us away in the process. This is why, although ecologists are all the time demanding that we change radically our way of life, underlying this demand is its opposite, a deep distrust of change, of development, of progress: every radical change can hav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riggering a catastrophe. 


It is this distrust which makes ecology the ideal candidate for hegemonic ideology, since it echoes the anti-totalitarian post-political distrust of large collective acts. This distrust unites religious leaders and environmentalists - for both, there is something of a transgression, of entering a prohibited domain, in this idea of creating a new form of life from scratch, from the zero-point. And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notion of ecology as the new opium for the masses; the underlying message is again a deeply conservative one - any change can only be the change for the worst - here is a nice quote from the TIME magazine on this topic: 


Behind much of the resistance to the notion of synthetic life is the intuition that nature (or God) created the best of possible worlds. Charles Darwin believed that the myriad designs of nature's creations are perfectly honed to do whatever they are meant to do - be it animals that see, hear, sing, swim or fly, or plants that feed on the sun's rays, exuding bright floral colours to attract pollinators. 


This reference to Darwin is deeply misleading: the ultimate lesson of Darwinism is the exact opposite, namely that nature tinkers and improvises, with great losses and catastrophes accompanying every limited success - is the fact that 90 percent of the human genome is 'junk DNA' with no clear function not the ultimate proof of it? Consequently, the first lesson to be drawn is the one repeatedly made by Stephen Jay Gould: the utter contingency of our existence. There is no Evolution: catastrophes, broken equilibriums, are part of natural history; at numerous points in the past, life could have turned in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The main source of our energy (oil) is the result of a past catastrophe of unimaginable dimensions. One should thus learn to accept the utter groundlessness of our existence: there is no firm foundation, a place of retreat, on which one can safely count. "Nature doesn't exist": "nature" qua the domain of balanced reproduction, of organic deployment into which humanity intervenes with its hubris, brutally throwing off the rails its circular motion, is man's fantasy; nature is already in itself "second nature," its balance is always secondary, an attempt to negotiate a "habit" that would restore some order after catastrophic interruptions. 


With regard to this inherent instability of nature, the most consequent was the proposal of a German ecological scientist back in 1970s: since nature is changing constantly and the conditions on Earth will rende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impossible in a couple of centuries, the collective goal of humanity should be not to adapt itself to nature, but to intervene into the Earth ecology even more forcefully with the aim to freeze the Earth's change, so that its ecology will remain basically the same, thus enabling humanity's survival. This extreme proposal renders visible the truth of ecology. 


The lesson to be fully endorsed is thus that of another environmental scientist who came to the result that, while one cannot be sure what the ultimate result of humanity's interventions into geo-sphere will be, one thing is sure: if humanity were to stop abruptly its immense industrial activity and let nature on Earth take its balanced course,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a total breakdown, an imaginable catastrophe. "Nature" on Earth is already to such an extent "adapted" to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human "pollutions" are already to such an extent included into the shaky and fragile balance of the "natural" reproduction on Earth, that its cessation would cause a catastrophic imbalance. This is what it means that humanity has nowhere to retreat: not only "there is no big Other" (self-contained symbolic order as the ultimate guarantee of Meaning); there is also no Nature qua balanced order of self-reproduction whose homeostasis is disturbed, thrown off the rails, by the imbalanced human interventions. Indeed, what we need is ecology without nature: the ultimate obstacle to protecting nature is the very notion of nature we rely on. 


Alan Weisman's The World Without Us is a vision of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humanity (and ONLY humanity) were suddenly to disappear from the earth - natural diversity blooming again, nature gradually regaining human artefacts. We, humans, are reduced to a pure disembodied gaze observing our own absence. (As Lacan pointed out,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subjective position of fantasy: to be reduced to a, the gaze which observes the world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s non-existence - like the fantasy of witnessing the act of one's own conception, the parental copulation, or the act of witnessing one's own burial, like Tom Sawyer and Huck Finn. A jealous child likes to indulge in the fantasy of imagining how his parents would react to his own death, putting at stake his own absence.) "The world without us" is thus fantasy at its purest: witnessing the Earth itself retaining its pre-castrated state of innocence, before we humans spoiled it with our hubris. The irony is that 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 comes from the catastrophe of Chernobyl: the exuberant nature taking over the disintegrating debris of the nearby city Pripyat which was abandoned, left the way 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one should also render problematic Bad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man qua mortal "human animal" and the "inhuman" subject as the agent of a Truth-procedure: man is pursuing happiness and pleasures, worrying about death, etc., it is an animal endowed with higher instruments to reach its goals, while only as a subject faithful to a Truth-Event does it truly raise above animalit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ualism is that it ignores Freud's basic lesson: there is no "human animal," a human being is from its birth (and even before) torn out of the animal constraints, its instincts are "denaturalized," caught in the circularity of the (death-)drive, functioning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marked by the stigma of what Eric Santner called "undeadness" or the excess of life. This is why there is no place for "death drive" in Badiou's edifice, for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animality which precedes fidelity to an Event. It is not only the "miracle" of a traumatic encounter with an Event which derails a human subject from its animality: its libido is already in itself derailed. One should thus turn around the usual criticism of Badiou: what is problematic is not the quasi-religious miracle of the Event, but the very "natural" order disturbed by the Event. 


So, back to the prospect of ecological catastrophe, why do we not act? It is too short to attribute our disbelief in the catastrophe to the impregnation of our mind by scientific ideology, which leads us to dismiss the sane concerns of our common reason, i.e., the gut sense which tells us that something is fundamentally wrong with th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ttitude. The problem is much deeper, it resides in the unreliability of our common sense itself which, habituated as it is to our ordinary life-world, finds it difficult really to accept that the flow of everyday reality can be perturbed. Our attitude here is that of the fetishist split: "I know very well (that the global warming is a threat to the entire humanity), but nonetheless... (I cannot really believe it). It is enough to look at my environs to which my mind is wired: the green grass and trees, the whistle of the wind, the rising of the sun... can one really imagine that all this will be disturbed? You talk about the ozone hole - but no matter how much I look into the sky, I don't see it - all I see is the same sky, blue or grey!" 


And therein resides the horror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when one visits the sit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arcophagus, things look exactly the same as before, life seems to have deserted the site, leaving everything the way it is, and nonetheless we are aware that something is terribly wrong. The change is not at the level of the visible reality itself, it is a more fundamental one, it affects the very texture of reality. No wonder there are some lone farmers around the Chernobyl site who continued to lead their lives as before - they simply ignore all the incomprehensible talk about radiations. Do these farmers not behave like the madman in the old joke circulating among Lacanians to exemplify the key role of the Other's knowledge: a man who believes himself to be a grain of seed is taken to the mental institution where the doctors do their best to finally convince him that he is not a grain but a man; however, when he is cured (convinced that he is not a grain of seed but a man) and allowed to leave the hospital, he immediately comes back very trembling of scare - there is a chicken outside the door and that he is afraid that it would eat him. "Dear fellow," says his doctor,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you are not a grain of seed but a man". "Of course I know that," replies the patient, "but does the chicken know it?" The chicken from the joke stands for the big Other which doesn't know. In the last years of Tito's life, he was effectively such a chicken: some archives and memoirs show that, already in the mid-1970s, the leading figures around Tito were aware that Yugoslavia's economic situation was catastrophic; however, since Tito was nearing his death, they made a collective decision to postpone the outbreak of a crisis till his death - the price was the fast accumulation of external debt in the last years of Tito's life. When, in 1980, Tito finally dies, the economic crisis did strike with revenge, leading to a 40 per cent fall of standard of living, to ethnic tensions and, finally, civil and ethnic war that destroyed the country - the moment to confront the crisis adequately was missed. One can thus say that what put the last nail in the coffin of Yugoslavia was the very attempt by its leading circle to protect the ignorance of the Leader, to keep his gaze happy. 


Is this not what, ultimately, culture is? One of the elementary rules of culture is to know when (and how) to pretend NOT to know (or notice), to go on and act as if something which happened did not happen. When a person near me accidentally produces an unpleasant vulgar noise, the proper thing to do is to ignore it, not to comfort him: "I know it was an accident, don't worr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e should thus understand in the right way the joke about the chicken: a madman's question is a quite pertinent question in many everyday situations. When parents with a young child have affairs, fight and shout at each other, they as a rule (if they retain a minimum of decency) try to prevent the child to notice it, well aware that the child's knowledge would have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him - so what they try to maintain is precisely a situation of "We know that we cheat and fight and shout, but the child/chicken doesn't know it." (Of course, in many cases, the child knows it very well, but merely feigns not to notice anything wrong, aware that in this way his parents' life is a little bit easier.) Or, at a less vulgar level, recall a parent in a difficult predicament (dying of cancer,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ut trying to keep this secret from his nearest and dearest... 


And this is also our problem with ecology: we know it, but the chicken doesn't know it... The problem is thus that we can rely neither on scientific mind nor on our common sense - they both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s blindness. The scientific mind advocates a cold objective appraisal of dangers and risks involved where no such appraisal is effectively possible, while common sense finds it hard to accept that a catastrophe can really occur. The difficult ethical task is thus to "un-learn" the most basic coordinates of our immersion into our life-world: what usually served as the recourse to Wisdom (the basic trust in the background-coordinates of our world) is now THE source of danger. 


One can learn even more from the Rumsfeldian theory of knowledge - the expression, of course, refers to the well-known accident in March 2003, when Donald Rumsfeld engaged in a little bit of amateur philosophiz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se are things we know that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know we don'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at he forgot to add was the crucial fourth term: the "unknown knowns," things we don't know that we know - which is precisely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 the "knowledge which doesn't know itself," as Lacan used to say. If Rumsfeld thinks that the main dangers i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Iraq are the "unknown unknowns," the threats from Saddam about which we do not even suspect what they may be, what we should reply is that the main dangers are, on the contrary, the "unknown knowns," the disavowed beliefs and suppositions we are not even aware of adhering to ourselves. In the case of ecology, these disavowed beliefs and suppositions are the ones which prevent us from really believing i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atastrophe, and they combine with the "unknown unknowns." The situation is like that of the blind spot in our visual field: we do not see the gap, the picture appears continuous. 


If the Freudian name for the "unknown known" is the Unconscious, the Freudian name for the "unknown unknowns" is TRAUMA, the violent intrusion of something radically unexpected, something the subject was absolutely not ready for, something the subject cannot integrate in any way. In her Les nouveaux blessés (The New Wounded), Catherine Malabou proposed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long these lines. Her starting point is the delicate echoing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l in psychoanalysis: for Freud and Lacan, external shocks, brutal unexpected encounters or intrusions, due their properly traumatic impact to the way they touch a pre-existing traumatic "psychic reality." Malabou rereads along these lines Lacan's reading of the Freudian dream of "Father, can't you see I'm burning?" The contingent external encounter of the real (the candle collapses and inflames the cloth covering the dead child, and the smell of the smoke disturbs the father on a night-watch) triggers the true Real, the unbearable fantasy-apparition of the dead child reproaching his father. In this way, for Freud (and Lacan), every external trauma is "sublated," internalized, owing its impact to the way a pre-existing Real of the "psychic reality" is aroused through it. Even the most violent intrusions of the external real - say, the shocking effect on the victims of bomb-explosions in war - owe their traumatic effect to the resonance they find in perverse masochism, in death-drive, in unconscious guilt-feeling, etc. Today, however, our socio-political reality itself imposes multiple versions of external intrusions, traumas, which are just that, meaningless brutal interruptions that destroy the symbolic texture of subject's identity. First, there is the brutal external physical violence: terror attacks like 98/11, the US "shock and awe" bombing of Iraq, street violence, rapes, etc., but also natural catastrophes, earthquakes, tsunamis, etc.; then, there is the "irrational" (meaningless) de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 base of our inner reality (brain-tumors, Alzheimer's disease, organic cerebral lesions, etc., which can utterly change, destroy even, the victim's personality; finally, there are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socio-symbolic violence (social exclusion, etc.). (Note how this triad echoes the triad of commons: the commons of external nature, of inner nature, of symbolic substance.) Basically, Malabou's reproach is that Freud himself succumbs here to the temptation of meaning: he is not ready to accept the direct destructive efficiency of external shocks - they destroy the psyche of the victim (or, at least, wound it in an unredeemable way) without resonating in any inner traumatic truth. It would be obviously obscene to link, say, the psychic devastation of a "Muslim" in a Nazi camp to his masochism, death-drive, or guilt feeling: a Muslim (or a victim of multiple rape, of brutal torture...) is not devastated by unconscious anxieties, but directly by a "meaningless" external shock which can in no way be hermeneutically appropriated/integrated. 


For Freud, if external violence gets too strong, we simply exit the psychic domain proper: the choice is "either the shock is re-integrated into a pre-existing libidinal frame, or it destroys psyche and nothing is left." What he cannot envisage is that the victim as if were survives its own death: all different forms of traumatic encounter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specific nature (social, natural, biological, symbol...) lead to the same result - a new subject emerges which survives its own death, the death (erasure) of its symbolic identity. There is no continuity between this new "post-traumatic" subject (suffering Alzheimer's or other cerebral lesions, etc.): after the shock, literally a new subject emerges. Its features are well-known from numerous descriptions: lack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profound indifference and detachment - it is a subject who is no longer "in-the-world" in the Heideggerian sense of engaged embodied existence. This subject lives death as a form of life - his life is death-drive embodied, a life deprived of erotic engagement; and this holds for henchmen no less than for his victims. If the XXth century was the Freudian century, the century of libido, so that even the worst nightmares were read as (sado-masochist) vicissitudes of the libido, will the XXIst century be the century of such post-traumatic disengaged subjects whose first emblematic figure, that of the Muslim in concentration camps, is not multiplying in the guise of refugees, terror victims, survivors of natural catastrophes, of family violence...? The feature that runs through all these figures is that the cause of the catastrophe remains libidinally meaningless, resisting any interpretation. 


The constellation is properly frustrating: although we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agents) know that it all depends on us, we cannot ever predict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acts - we are not impotent, but, quite on the contrary, omnipotent, without being able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our powers. The gap between causes and effects is irreducible, and there is no "big Other" to guarantee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levels, to guarantee that the overall outcome of our interactions will be satisfactory. The problem is that, although our (sometimes even individual) acts can have catastrophic (ecological, etc.) consequences, the big Other prevents us from believing in it, from assuming this knowledge and responsibility: "Contrary to what the promoters of the principle of precaution think, the cause of our non-action is not th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We know it, but we cannot make ourselves believe in what we know." This situation confronts us with the deadlock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choice" at its most radical. In the standard situation of the forced choice (a situation in which I am free to choose on condition that I make the right choice, so that the only thing left for me to do is the empty gesture of pretending to accomplish freely what is in any case imposed on me). Here, on the contrary, the choice really is free and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experienced as even more frustrating: we find ourselves constantly in the position of having to decide about matters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affect our lives, but without a proper foundation in knowledge - as John Gray put it: 


we have been thrown into a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rovisional. New technologies alter our lives daily. The traditions of the past cannot be retrieve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little idea of what the future will bring. We are forced to live as if we were free. 


It is thus not enough to vary the standard motif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although we allegedly live in a society of choices, the choices effectively left to us are trivial, and their proliferation masks the absence of true choices, choices that would affect the basic features of our lives..." While this is true, the problem is rather that we are forced to choose without having at our disposal the knowledge that would enable a qualified choice. 


The lesson is thus the old Lacanian one: there is no big Other. The first to get it was Job - after Job is hit by calamities, his theological friends come, offering interpretations which render these calamities meaningful, and the greatness of Job is not so much to protest his innocence as to insist on the meaninglessness of his calamities (when God appears afterwards, he gives right to Job against the theological defenders of faith). The function of the three theological friends is to obfuscate the impact of the trauma with a symbolic semblance. 


This need to discover a meaning is crucial when we are confronting potential or actual catastrophes, from AIDS and ecological disasters to holocaust: they have no "deeper meaning." The legacy of Job prohibits us such a gesture of taking a refuge in the standard transcendent figure of God as a secret Master who knows the meaning of what appears to us as meaningless catastrophe, the God who sees the entire picture in which what we perceive as a stain contributes to global harmony. When confronted with an event like the holocaust or the death of millions in Congo in the last years, is it not obscene to claim that these stains have a deeper meaning in that they contribute to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Is there a Whole which can teleologically justify an event like the holocaust? Christ's death on the cross thus means that one should drop without restraint the notion of God as a transcendent caretaker who guarantees the happy outcome of our acts, the guarantee of historical teleology - Christ's death on the cross is the death of this God, it repeats Job's stance, it refuses any "deeper meaning" that obfuscates the brutal real of historical catastrophes. 


And the lesson of ecology is that we should go to the end here and accept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ultimate big Other, nature itself with its pattern of regular rhythms, the ultimate reference of order and stability. 


However, this lack of the big Other does not entail that we are irrevocably caught in the misery of our finitude, deprived of any redemptive moments. In his The Cattle Truck, Jorge Semprun reports how he witnessed the arrival of a truckload of Polish Jews at Buchenwald; they were stacked into the freight train almost 200 to a car, traveling for days without food and water in the coldest winter of the war. On arrival all in the carriage had frozen to death except for 15 children, kept warm by the others in the centre of the bundle of bodies. When the children were emptied from the car the Nazis let their dogs loose on them. Soon only two fleeing children were left: 


The little one began to fall behind, the SS were howling behind them and then the dogs began to howl too, the smell of blood was driving them mad, and then the bigger of the two children slowed his pace to take the hand of the smaller... together they covered a few more yards... till the blows of the clubs felled them and, together they dropped, their faces to the ground, their hands clasped for all eternity. 


One can easily imagine how this scene should be filmed: while the soundtrack renders what goes on in reality (the two children are clubbed to death), the image of their hands clasped freezes, immobilized for eternity - while the sound renders temporary reality, the image renders the eternal Real. It is the pure surface of such fixed images of eternity, not any deeper Meaning, which allows for redemptive moments in the bleak story of the Shoah. One should read this imagined scene together with the final shot of Thelma and Louise: the frozen image of the car with the two women "flying" above the precipice: is this the positive utopia (triumph of the feminine subjectivity over death), or the masking of the miserable wreck the car IS in reality at that time? The weakness of the final shot from Thelma and Louise is that the frozen image is not accompanied by the soundtrack depicting what "really" went on (the car crash, terrible cries of the dying women) - strangely, this lack of reality undermines the very utopian dimension of the frozen image. In contrast to this scene, our imagined filmed scene from Semprun would fully assert the Platonic duality of temporal empirical reality and eternal Idea.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without shame, in conceiving art, we should return to Plato. Plato's reputation suffers because of his claim that poets should be thrown out of the city - a rather sensible advice, judging from my post-Yugoslav experience, where ethnic cleansing was prepared by poets' dangerous dreams (the Bosnian Serb leader Radovan Karadzic being only one among them). If the West has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we in the ex-Yugoslavia had a poetic-military complex: the post-Yugoslav war was triggered by the explosive mixture of the poetic and the military component. So, from a Platonic standpoint, what does a poem about the holocaust do? It provides its "description without place": in renders the Idea of holocaust. 


Recall the old Catholic strategy to guard men against the temptation of the flesh: when you see in front of you a voluptuous feminine body, imagine how it will look in a couple of decades - the dried skin, sagging breasts... (Or, even better, imagine what lurks now already beneath the skin: raw flesh and bones, inner fluids, half-digested food and excrements...) Far from enacting a return to the Real destined to break the imaginary spell of the body, such a procedure equals the escape from the Real, the Real which announces itself in the seductive appearance of the naked body. That is to say,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pectral appearance of the sexualized body and the repulsive body in decay, it is the spectral appearance with is the Real, and the decaying body which is reality - we take recourse to the decaying body in order to avoid the deadly fascination of the Real which threatens to draw us into its vortex of jouiss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