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國際劇場藝術節《安蒂崗妮》 以色列哈比馬國家劇院&卡梅理劇院 台北：國家劇院20080406 14:30
以色列台拉維夫市兩大劇院哈比馬國家劇院和卡梅里劇院合作的＜安蒂崗妮＞，挾帶獲獎好評來到台北國家劇院的「2008國際劇場藝術節」演出。以上這段描述可以作為台北觀眾切入這齣戲的一個基準點。
這齣＜安蒂崗妮＞至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角度來看，其一是劇場形式的角度，其二是文化研究的角度。在劇場表現形式方面，可以看到貧窮劇場的底蘊，一齣希臘悲劇只需要發生在一排橫陳過舞台的長桌以及後牆開起的橋掛，剛好構成一個倒T字形的分割空間，也就是說，下舞台區形成一個人生的T字路口，而且橋掛隨時可以回歸背景消失，只剩下不是左出就是右進、不是左進就是右出的缺乏選擇的壓縮存在。
安蒂崗妮在一個人生的壓縮空間中登場，道德與王命只能選擇其一，而橋掛連通著冥府與人間。這裡很有趣的是，導演安排的這個城堡式橋掛，在能舞台上的功能也剛好就是連繫陰陽之甬道，似乎暗示著最終的出口只能就是自盡在橋掛之上的歐律狄克。
舞台的空間壓縮相當精妙，同時出於貧窮劇場又直指故事中人生命的貧窮情境，王命、道德，其實是多麼貧窮而又受困的選擇！
四位老人與侍衛所代表的歌隊功能四兩撥千金，歌隊在悲劇結構中有其藝術構成的必須性，但在面對索發克里斯有三個以上演員的悲劇結構中如何安排歌隊，就變成當代導演的重要課題之一。希臘悲劇是詩體，必須是吟誦唱這樣的表達方式，歌隊在悲劇詩中不但有交代情節、客觀評論、解說迷團等等功能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音韻節奏，悲劇是詩體，演員和導演要如何處理台詞成為一項最基本的挑戰（這裡指得是希伯來文的格律技術）。
這次的演出說明是以希伯來文搬演，我相信導演和演員必然是將這個詩體台詞的問題在希伯來譯文中處理的很妥善（它必須如此），但對於一個台北的觀眾如我來說，其實無論演出是用古希臘文還是希伯來文，其實都一樣，面對這兩種陌生的語言，實際上剩下的就都只有音樂性的聽覺感知。就聽覺的音樂性而言，這次的演出以簡約的背景音樂搭配歌詠調節對話與獨白，實際上說來對於整齣悲劇詩的吟誦而言，在調節節奏和韻律這方面可說是駕輕就熟。我認為這多少也要歸功於以色列表演藝術學校培養的優秀演員。
在舞台設計與服裝設計方面來看，符號性是被刻意模糊的，也就是說，在舞台陳設、裝潢樣式、服裝配件等等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既能辨識又不確定、既是熟悉又很陌生，這種手法當然不是創新的東西，但使用在希臘悲劇的製作上，至少免除了很多文化考古的困擾，而且，這些文化考古的精確性也早已不是今日對劇場藝術的要求標準之一了。實際上來說，這樣一種文化符碼的淡化處理手段，讓整個戲劇時空處在一個相對自由的位置上，並且同時可以將焦點比較濃縮地聚集在對古希臘悲劇的詮釋本身，而不至於讓觀眾散逸在花花草草的繽紛奪目渙散當中。我想這應當是來自貧窮劇場的概念延伸，同時也是一種劇場在地多樣性的展現。
另外一個關於文化研究角度的說法，主要是在於這齣戲的搬演除了它在以色列可能具有的各種在地政治意涵以外，在台灣演出，其實就關係到了我們怎麼看待和接受它的問題。文章一開頭提到的這句話：「以色列台拉維夫市兩大劇院哈比馬國家劇院和卡梅里劇院合作的＜安蒂崗妮＞，挾帶獲獎好評來到台北國家劇院的『2008國際劇場藝術節』演出。」首先當然就成為台北觀眾如我所開啟的第一扇門，這扇門關係到藝術市場、藝術行銷、全球性視野、國際性潮流等等。身為一個台北的觀眾，面對以色列劇團的古希臘戲劇作品，彼此到底具有什麼樣的交織呢？當然，衝著「門票的靈光」的這個部分就不談了，而我所好奇的是，台北觀眾所看到的這齣＜安蒂崗妮＞，到底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刺激與連想？希伯來文與希臘文間轉譯的重大工程應該就不在此列，以色列國家劇院與卡梅里劇院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態度與作為應當也不在此列，畢竟我們都不是以色列人，我們壓根兒就不是分享著台拉維夫的陽光空氣與水。那麼在回頭看台灣人面對希伯來文的安蒂崗妮，可能會產生什麼激化？
顯然，可能會被台灣的泛女性主義者談論，就像大家談論《莉西翠妲》一樣，也可能被台灣的劇場界人士討論，比較以色列人排這齣希臘悲劇和我們排希臘悲劇有什麼差別，也可能被各種知識份子依據他們各自的專業領域來論述這齣以色列人製作的希臘悲劇，但必須很老實地說，我覺得在台灣不會產生什麼激化。理由在於，首先兩廳院這種大型藝術薈萃的包裹行銷，其實基本上便是活絡藝術市場的文化商品，要刺激的大部分是著眼在以文化消費來衡量的國內文化建設水平，「票房反應」無論是站在台灣藝術行銷領域或站在文化素質提升的文化建設領域來看，剛好都是核心指標。如果兩廳院辦的這種大型國際藝術薈萃能衝出好票房，那首先是藝術行銷或許可以帶動國內藝術市場蓬勃的好兆頭（當然這部分應當是沒有那麼理想啦）；另一方面，「票房好」足可以充實政府文化政策像上提升的信心指數，「票房好」可以直接轉換成「台灣國民文化素質成功提升」的樂觀結論。
這理倒不是在澆藝術界冷水，而是因為有個很明顯的問題在於這些所謂國際聲名大噪的作品，對於台灣人有什麼樣的必須性？我們當然可以很磊落地回答質問說：「為什麼會問這種關於需不需要的問題呢？」但實際上一個作品之所以成為作品，就是因為在某方面它是被觀眾需要的呀，因為至少能夠引動某種欲望，於是在這些被引動者的面前，它成為作品。那麼，對於以全民為對象廣告的國家劇院套裝展演，它所引動的台灣欲望到底是什麼呢？
我想，這些思考可能會陷入簡單化的循環論證喃喃自語，所以就此打住。不過我還是要回頭想想，當我們走出劇院，從以色列人的＜安蒂崗妮＞中帶走了什麼？以色列人面對《安蒂崗妮》，將克里昂理解為獨裁者，將歌隊理解為四個唯諾而怕死的老頭以及服從的侍衛，將海蒙理解為年輕稚嫩的理想主義者，將安蒂崗妮理解為革命家，而將法律理解為刑具，將安蒂崗妮的道德理解為「愛」。
或許這個「愛」是生而為女子的安蒂崗妮的終極絕招，但最後收拾法律（也就是克里昂）的，卻不是這個愛，而是先知所代表的那股充滿報復意味的天意。這些質性各異的集合，構成以色列人的＜安蒂崗妮＞，當我們面對當代生存問題的時後，該如何來解讀這齣＜安蒂崗妮＞？
獨裁者與他的法律、老邁的唯諾犬儒、缺乏行動力的理想主義青年、為愛而生的女性革命家、唯命是從的警察，以及代表終極審判的報復型先知。這些人所各自代表的力量在這個倒T字型的舞台空間中、極為壓縮的生存，最終同歸於盡。我想，以色列人所理解的希臘悲劇所呈顯出的，多多少少具有以色列人對存在的看法，以色列人對於存在的感知，首先是激烈的，各種存在自身都是激烈的、自私的，而各種激烈的存在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是相互毀滅的，事實上，可以說以色列人表現在對《安蒂崗妮》的理解上，是激烈而毀滅的，這或許和以色列人的生存本身有某種關連，但這裡就先不探討了。
面對以色列人對希臘悲劇《安蒂崗妮》的理解與呈現，我們是否認同這種激烈的好似猶太教的世界觀呢？我想就身為台北觀眾的我來說，台北人並不會這樣看待世界，如果是台北人或就說台灣人來理解《安蒂崗妮》，或許會更加認同伊絲墨涅的兩難處境與姊妹情誼，克里昂不會變成獨裁者而大約是個意志不堅定的真小人，而歌隊反倒就不會是四個唯諾怕死的老頭了，搞不好歌隊角色反而真堅定，而海蒙大約會是個英雄，安蒂崗妮會是個純粹衝動的熱情女性化身。當然，這些都只是當我走出劇院，好幾天後坐在電腦前面的空想，我也不知道如果是我來導這齣戲到底會怎麼理解它，會怎麼詮釋這些角色，不過，就正是這種台灣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存差異，使得這齣＜安蒂崗妮＞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文化研究對象，不過我還不知道要用什麼角度來看待它比較準確。
據說以色列各種表演藝術非常蓬勃，多采多姿，相信這齣戲不會是以色列表演藝術或說劇場的代表性作品，而同時，這齣中規中矩的劇場作品，也不會是當代表演藝術中的大節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