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恐怖分子」，Depose！
20080316
周日下午的電台正進行著老歌播放節目，其實沒有很老，從羅大佑的戀曲1990開始。
非常巧合的是早上作著組織一些想法的夢，剛好想到羅大佑。很弔詭吧，夢中可以進行一些理性思考。我想巫士唐望教卡斯塔聶達練習在夢中控制雙手，應該不是胡扯。
因為早上作夢想到羅大佑，所以就上網瀏覽一下羅大佑。剛好看到一篇翁嘉銘評論羅大佑的文章以及2004年羅大佑在清華大學演唱會場上為了表達抗議美國要求台灣出兵伊拉克而剪掉自己美國護照的新聞，並表示稍後要去美國在台協會申請撤銷美國公民身分。這裡不是要拿這件事來說嘴，畢竟羅大佑怎麼處理他個人的身分，不關我的事。只是想從這兩篇文章當中的一個主題開始談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抗議歌手。
引述羅大佑自己的話說：「我不是什麼抗議歌手，唱歌只是要帶來歡樂。」「抗議歌手」這個稱號，太有魅力、又太沉重。翁嘉銘文章裡面談到，羅大佑這個抗議歌手的身分在他寫下＜明天會更好＞以及發表《愛人同志》專輯之後，就消退了。也就是說，在翁嘉銘寫下這篇評論之際，羅大佑就已經不是什麼抗議歌手了，已經被某種溫情與政治力所收編了。這個說法我未必認同但卻可以做為談「抗議歌手」這個話題的有力出發點。
如果現在台灣的豬頭皮、閃靈樂團、董事長樂團等可以視為現下所謂的「抗議歌手」，那羅大佑確實不是什麼「抗議歌手」。之所以要舉上述幾個演藝人員來與羅大佑對比，是因為這幾個在公眾政治領域頗具代表性的演藝人員，在行動與論述上都有一個明確抗議的主題以及對台灣政治的理想。以此來看，羅大佑實在不算什麼抗議歌手，同時間要清楚的是：羅大佑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抗議歌手！
閃靈樂團因為Freddy已經是民進黨總統競選幹部，所以暫時不談。以豬頭皮來說，豬頭皮在台灣90年代流行音樂中具有獨特代表性是眾所公認，同時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那個時期台北知識青年（這裡就不明說是哪個學校了）的一種政治態度。豬頭皮今天將要站上競選第一線，替民進黨候選人站台，同時他日前也在媒體上公開表示自己絕對是：「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我想，無論如何這必須是一個一般能被視為「抗議歌手」的人的充要條件，也就是明確的政治信仰（在台灣應該是政黨信仰！）以及明確的行動展現。
這裡其實陷入一種危險的疊合模糊狀況，也就是如果「抗議歌手」需要具有「明確的政治信仰以及明確的行動展現」，那為什麼羅大佑不是？我想問題有兩層，一則在於「抗議歌手」這個名詞已經具有很多層次的延伸意，最常被廣泛應用的一種含意就是：基於政治操作的需要而成為一種可消費的修辭；另一則是我們對於「政治」這個名詞的認知與討論標的，可能具有相異的層次。
從第一個「抗議歌手」的主題開始，現在我想進入第二個討論的主題，也就是「綠色恐怖分子」。
「綠色恐怖分子」是羅大佑2004年發行的專輯《美麗島》當中的一首歌。這裡倒不是要討論這首歌的藝術內涵或在當時政治情況中的社會意義，而是要針對「綠色恐怖分子」這個主題來想：「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
在台灣，「綠色」很明確地指得就是「民進黨」及其同盟，那麼，在台灣的「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如果以豬頭皮的說法：「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來看，「綠色」應該不可能會變成恐怖份子，因為無論如何它都具有某種正義與正當性，當然對於這塊土地的人來說就永遠不會變成恐怖份子。
這樣的推論應該是很荒謬，但對於面對到「抗議歌手」這樣的主題，這樣的推論就不免出現了不荒謬的意義，也就是我們面臨了要重新思考「抗議」的問題。其實，是不是「抗議歌手」的身分完全不是一個問題，而「歌手還抗不抗議」才是真個兒的問題。
歌手還抗不抗議？在當前以Freddy為最顯著的政治歌手而言（因為他已經身為競選總部幹部），面對政治，他們還抗不抗議？抗議什麼？為何抗議？
如果今天我們對於「抗議歌手」這個名詞，至少從翁嘉銘對羅大佑的批判文章中所讀到而言，還具有一種類似對Bob Dylan或Beetles或U2的想像，那麼「抗議歌手」應該是屬於政治學的範疇。
參考維基百科來說，廣泛的政治學似乎涵括了整個人文領域，從比較古典的政治哲學到現在的政治科學。這裡不是要討論我所不懂的專業政治學，而是說無論政治學有多少種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總是無法脫離人文批判的傳統，也就是說，無論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變成什麼樣，最基本的一個層面，也就必然是思考與批判。因此，回到當下台灣社會，「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這個問題就顯然是一個很基本的批判性思考。
「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因為對任何一個候選人的支持者來說，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但問題是在於，豬頭皮是一位具公眾代表性的歌手，縱使他自我評論說到：「我一點也不重要」，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妨礙「對公眾說話之權力」本身，也就是說，只有具備「說話權力」的人，才有權力使用「我是個不重要的人」這句話。這應當是一種羅蘭巴特所說「含蓄意指」，「我是個不重要的人」成為含蓄意指的能指。
回到對「綠色恐怖份子」的政治基礎思考面，我們當下之所以面對到了「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的這個問題，最直接的就是因為當下是「綠色執政」。對於政治批判的實踐工作而言，理當都是針對當下政治生活進行批判，而不會去對過去的政治史加以批判，因為對政治史的批判應當是歷史學專業，與當下政治生活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直接關係，「知古可以鑑今」，但在這句話的邏輯當中，知古也是為了鑑今的批判行動，而不是要「懷舊」。
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在於恐怖主義興盛，也就是政府以恐怖威脅的方式治理國家，而能夠使用各種「例外治術」。這種「例外治術」的恐怖主義才是我們當前所真正面臨到的政治問題，而不是什麼228也不是什麼蔣介石與「白色恐怖」，這就是歷史學與政治批判的分野，雖然執政者反而刻意地將其模糊重疊以施行恐怖主義的「例外治術」！
那麼，其實似乎反而是羅大佑點出了台灣當前政治生活的批判核心，也就是「綠色恐怖份子」。「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當然有可能，「白色」可以是恐怖主義，那「綠色」何嘗不能？我想，對於「綠色恐怖份子」的思考，反而比較像是一個「抗議歌手」原本應該會做的事，要「抗議」，當然要具有政治批判的能力，否則要抗議什麼？要怎麼抗議？具有社會意義的「抗議」不是「發洩」，而至少是出於一種人文主義態度的政治批判，如果只是發洩，那上廁所裡蹲著等待發洩不就很舒暢了嗎？
如果說當今我們台灣的政治問題很大一部分來自「綠色恐怖主義」，那Freddy和豬頭皮這些歌手所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我想，翁嘉銘批評羅大佑「不是個抗議歌手」的論述，在這裡反倒特別適合拿來描述他們了。
我基本上不贊成公眾社會有任何形式的「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以及「xx精神、xx魂」這種語言的表述，在公眾社會裡，前者具有反智、愚民的作用，而後者甚至有種法西斯民粹的味道。我想至少對我們而言，這兩種效果都不會是一個當下政治生活的良好選擇。選舉令人振奮，因為可以獲得投票參與公眾事務的權力，但選舉也令人震驚，因為會出現大量違背任何一種政治學主張的語言修辭，從「抗議歌手」到「綠色恐怖份子」，我們看到一個當下「政治抗議」的虛偽路線與實踐路線分別。
引述參考：
翁嘉銘文章：http://members.tripod.com/ol_t/_aA1_j_orEJPYN_O_F.htm
羅大佑剪掉美國護照：http://lotayu.or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