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4月 22, 2012

評<LSF58 失聲祭>,臺北:南海藝廊,2012.04.20,晚場。


 


文/雷煦光




朝向消逝的「失聲祭」,只能親臨現場!



「現代藝術應當是尚未完結的吧?完結的,或許只是那個注定必須一脈相傳的藝術史,藝術卻早已遍地開花。」



上面這段話雖然在現在看來似乎非常老邁,但我們還真的要從這個老邁的事情談起。



今晚「失聲祭」在南海藝廊展演了兩個節目,上半場是科技媒體的聲音藝術、下半場是一組雙人的行為呈現。在此先談下半場的「雙人行為呈現」。



這裡使用「呈現」而暫時不使用「藝術」這個詞來指稱這個雙人的行為,主要在於這個行為展示的本身,或許牽涉到一般意義下的藝術概念的邊界(也就是介於詮釋與過度詮釋之間)。因此,我們姑且將這個「是否為藝術」的辯證暫時括號起來、存而不論。



兩位行為實施者在擁擠的觀眾群中,分坐長方形空間的兩端,矇上眼罩、各自擎起發條式節拍器,然後相互開始釋放節拍。整個呈現的過程就是兩位矇眼者單純用「聽」的方式摹仿對方的節拍,以求自己的節拍器能夠與對方節拍發出的聲響達成節奏一致。整個行為就是拉扯在這樣的相互「測量」當中,一成不變地持續到結束。我們知道:節拍器(Metronome)這個字,是由metro = measure (衡量)、nomos = regulating (規律化的)結合而來,因此,在這個行為展示中,實際上兩位實施者是藉由人類的「聽覺界面」、通過一個相互間的「動物性測量」,來展示「節拍器」這個物件的根本物性(die Dingheit)。當然,實際上來講,「動物性測量」應當是絕對無法匹配節拍器的物性的,否則節拍器作為「測量規律」這件事的工具性存在,就不具有普遍意義了。



至此,倘若讀者能夠接受上面這樣的分析,而不至於造成一類「過度詮釋」的反感,那在此可以斷言:這組雙人的行為呈現,在「將節拍器之物性轉化為行為呈現」這個關鍵點上,通過以「聽覺」作為界面、成就了其發生在「失聲祭」這個展演中的「藝術性」。至此,我們或可稱之為「雙人行為藝術」。



我們知道:在聽覺界面上,聲音、聲響通常是具有「符號性」的,音樂學很大一部份就專門在研究著這個符號性。在下半場的「雙人行為藝術」中我們發現:創作者兩造間,透過對於對方節拍器聲響的接收與辨認、轉化傳導為自己動器的調整,以符應對方節拍器的節奏。在這個過程當中,節拍器的「聲響」,成為了整個行為發生的符號性關鍵,也就是說,對聽眾而言,節拍器的聲響構成了實施者兩造聽覺界面的溝通元素、並同時向我們表達這個元素的符號性、從而藝術性地展現了節拍器的物性。



而反觀上半場的科技聲音藝術,卻恰好是「非符號性」聲音、聲響的。



上半場的科技聲音藝術,在表現上應當是比較典型的、同人性質高的新媒體/電子技藝,亦即運用電子器材、電腦等工具,製造聲響與頻譜影像。就聲音藝術而言,之所以說是「非符號性」的,原因在於:透過電子器材或電腦所製造、調變出的聲音,並不具有其自身聲響訊號以外的其他指涉,比方說就不同於下半場雙人行為藝術中的那種相互對對方聲響進行摹仿的符號內涵。因此,純粹新媒體或科技工具所製作的聲音作品,就無可避免地將聽眾投射回到了現代音樂中無調式音樂的經驗裡。



早在無調式音樂熱烈發展的年代裡,藝術家揚棄了聲音作為具有「描述性」的「調性」特質,而開始探索全音階、無調式、非旋律、不和諧、純粹聲響的、甚至進而是數學演算式的所謂「音樂」。在當時,就已經有音樂家非常渴望能夠透過「電子」工具來創作音樂。如果我們暫且不論樂器科技的演進史,就無調式現代音樂的這種創作渴望來看,上半場的演出,可說是相當精彩地承接了這一個現代音樂創作的傳統。



今日的「發聲器材」較之以往,就如同當代所有科技工具的當代速度一般,是以已然超越萬有引力的速度蓬勃發展著的。這個上半場的演出,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演出是使用一組比較原始的電子合成器,操作者手動地變換接頭、扭轉旋鈕,在電流的各種交叉組合與阻抗中,將變化透過喇叭傳送出來。這個聲音過程的鋪陳與脈動,較之另外兩位使用電腦軟體的作者,是更直接地來源於操作者的身體狀態,我們幾乎可以說,透過電流聲音的變化,聽眾是直接地接收著創作者身體中的動能。這個作品本身透過控制電流阻抗聲響的節奏與韻律的變化,呈現出比較純粹的身體動能,直接構成空間中的臨場身體感。



雖然上半場的創作者在闡述創作理念時候提到他們有意要進行一個「敘事」。但我們知道:「敘事」的構成,至少需要最低限可辨識意義內涵的符號作為元素,才可能結構出一種「符號性文本」,我們稱之為「敘事的構成」。而「非符號性」聲音、聲響的界限就在於:在使用「非符號性」的聲音、聲響元素時,因為其本身不具有符號的內涵與作用,於是在其根本上便幾乎是無法構成「敘事」的。在這一點上,創作者的原意,可能會因為操作媒材與形式自身的限制性,而難以成立或傳達。不過事實上,這個上半場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價值,其實根本並不在「敘事」,而是「聽覺振顫」。



「聽覺」作為人類重要的感官之一,所賴以成立的「音樂」這種藝術形式,本身是流逝速度最快的藝術形式之一。所有通過聽覺賴以呈現的藝術作品,在每個時刻都必然是隨著時間朝向消逝的。於是,伴隨這個聽覺消逝過程所遺留並形成我們大腦記憶與審美的「作品」,就成為了一種純粹感性的「情緒文本」。這個情緒文本在傳統調式音樂的旋律、和聲與節奏中,形成各種「情感」,且時常轉化為文學性想像、身體的愉悅感、或想像的影像本身。而在「無調式音樂」的場域中,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無調式音樂實際上是將聽眾從一種替代性的情感狀態中解放出來、重新真實地去面對聲音、聲響本身,而這個重新回歸聲音、聲響本身的狀態,就像遠方傳來的鼓聲一般,充滿神秘感、吸引力、以及心臟振顫的律動。



在這個上半場第二個作品中,我們接收到了一種純粹聲音的調變後製,內中夾雜著許多片斷的、受干擾的、雜訊式的、具有韻律感的、偶然間還可以聽到熟悉的中文語句的一種聲響狀態。這個作品的聆聽過程,實際上正是一種隨時抓回聽覺本身的聲音演繹過程,讓我們隨時隨地都必須回過神來好好注意「聽覺」這件事,而不是不知不覺地就滑入了聲音符號所勾引的各種情緒、情感以及文學性想像之中:在聲音中描繪聽覺——後設聽覺的振顫。或許,聲音藝術本身,本就具有了這種後設聽覺的特質,甚至這正就像自然科學用以後設世界一般:聲音藝術正就是扮演著聽覺的自然科學角色。



第三個作品又是不一樣的範疇,主要是將聲音通過軟體轉化為視覺頻譜而呈現出一種圖形化的聲音景觀。作者強調:這個作品的核心,就在於嚐試在聲音所表現的頻譜圖形中、尋找聲音和圖形之間的完美諧合。這宗作品所展示出的是另一種聽覺解放:大腦影像的解放。



前面提到,當我們聽到音樂的時候,經常伴隨而來的,會是一種文學性的想像、或是想像的影像本身。這種想像的影像本身,實際上便是聽覺在大腦上所引發的影像,這些影像與我們的記憶有關,而且是任意連結的。我們無法客觀說明這些影像的符號意涵,但重要的是,這些影像是由各主觀聽覺所引發生成、並且取決於每個大腦的記憶本身。在這個生發關係當中,實際上對聲音的想像,必然受限於每個大腦的主觀記憶,而第三個作品所展現出的頻譜圖像,正就具有了將聲音影像客觀化的作品意義。



當我們共同凝視著每個聲音所代表的頻譜所繪製出的數位圖像,我們已然從「聽覺—想像」的生物性連結中解脫了出來,而像是在大腦中被請到了另一個房間、一邊依稀聽到我們原本的記憶房間裡的歷歷在目、又同時看著這個新房間裡的「影像作品」。在這層感性意義上,對聽/觀眾的我們而言,作品已然超出作者所期待的那種在電腦軟體裡面的純技術性鑽研,而投射到了我們「聽覺—大腦」的影像連結。在整個新房間影像作品的觀看過程中,圖像本身呈現出了被精心安排的變化結果,有訊息的、有2D圖形的、繪畫性透視的、以及最重要的:與音樂間的「舞蹈性連結」。這裡所說的舞蹈性連結正在於創作者所追求的那種音樂和頻譜顯像之間的一種藝術性諧合。順道一提的是:以「舞蹈性」來進行描述比「繪畫性」要優越之處在於:聲音和影像是共同動態生成的,而展現給聽/觀眾的,正是這種動態生成的過程,而非靜態的凝視。



行文至此,本文大至上粗淺地將上下半場的作品做了一個初步的分析。作為評論者,至少也就是盡己所能地將這些作品以盡量清楚簡單的用辭遣字說明出來,但實際上最重要也最關鍵的,還是聽眾的親身參與!因為作為聲音藝術、與音樂一樣,是朝向消逝最快的藝術形式之一,若非親臨現場,那整個「失聲祭」所最值得經驗的那種「臨場感」,就與您擦肩而過了,就失之交臂了。


評<蘿莉控公路>,臺北:牯嶺街小劇場,2012.04.20,下午場。




文 / 雷煦光


 


悖德者之死


 


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以威利尋死來解決現實世界的各種倫理與經濟問題,<蘿莉控公路>亦是選擇讓姨丈頹廢失足而死來解決現世的倫理與道德問題。



殺身成仁、以死明志、死而後已。「死亡」,無論是主動的選擇或是被動的被置入,幾乎要變成像是作為一個人的人間條件的最後的絕對救贖。但,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在臺灣,「蘿莉控」(日文:ロリコン)主要是一個源自日本的文化名詞,意指對「蘿莉塔」(Lolita)有著特別偏愛的一種性癖(sexualité; sexuality)。關於「蘿莉塔」,Nabokov給出了一個文化性的詮釋(或說定義):



“ Now I wish to introduce the following idea. Between the age limits of nine and fourteen there occur maidens who, to certain bewitched travelers, twice or many times older tha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nature which is not human, but nymphic (that is, demoniac ); and these chosen creatures I propose to designate as ‘nymphets’.


It will be marked that I substitute time terms for spatial ones. In fact, I would have the reader see ‘nine’ and ‘fourteen’ as the boundaries—the mirrory beaches and rosy rocks—of an enchanted island haunted by those nymphets of mine and surrounded by a vast, misty sea.”



Nymph是希臘神話中的自然女神,是一種精靈、一種小仙女。Nabokov借用這個神話傳統的形象來涵養Nymphets一詞對這些「年輕性感女孩」的指稱,實際上幫助了我們對於「蘿莉控」這種性癖的內涵的更多一重認識,也就是說:「蘿莉控」和譬如「戀童癖」(pedosexuality; pedophilia),其實是有多重區別的。而且當我們在接受「蘿莉控」這個指稱的過程中,也必須要敏銳地避免淪入對「戀童癖」的教條式的精神分析診斷當中。



Nabokov稍候又對這些介於9-14歲、青春前期、透露出早熟與性感意味的特殊Nymphets族群,進行了一些歸納描述:



“ Niether are good looks any criterion; and vulgarity, or at least what a given community terms so,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air certain mysterious characteristic, the fey grace, the elusive, shifty, soul-shattering, insidious charm that separates the nymphet from such coevals of hers as are incomparably more dependent on the spatial world of synchronous phenomena than on that intangible island of entranced time where Lolita plays with her likes. Within the same age limits the number of true nymphets is strikingly inferior to that of provisionally plain, or just nice, or ‘cute’, or even ‘sweet’ and ‘attractive’, ordinary, plumpish, formless, cold-skinned, essentially human little girls, with tummies and pigtails, who may or may not turn into adults of great beauty (look at the ugly dumplings in black stockings and white hats that are metamorphosed into stunning stars of the screen).”




在唯美主義或浪漫主義的脈絡中,「蘿莉控」絕不是一種病態,因而我們也不適合一開始就接受臨床精神分析的認識論,就好比有精神分析師告訴你「維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或許沒錯,但那又如何?對於譬如幫助我們審味「戀人絮語」會有任何幫助或意義嗎?不會的。因此,當我們開始堂皇開上「蘿莉控公路」的時候,就必須先有上述的基本認識。



作為觀眾,當我們面對「蘿莉控公路」這齣戲的時候,重要的不僅僅是關心「蘿莉控」或「戀童癖」是不是悖德?姨丈是不是變態?學開車小蘿莉的女性成長經驗如何?等等。因為事實上,不需要透過一齣戲我們也知道:在人類社會中,「亂倫」就是悖德;在當代「性治理」的性別政治現實中,「戀童」就是悖德,所以姨丈當然是變態;而學開車小蘿莉的這種女性成長經驗也早就透過女性主義的革命、早已脫離那個曾經禁忌的迷霧、成為某種現實性被認可、可大方討論的「女孩們的那些事兒」。姑且讓我們脫離每個女孩生命成長經歷的個案性,作為一齣戲、一個作品,首先當然必須面對的正是「普遍性」與「殊異性」之間的相對批判。倘若殊異性未被放在普遍性的對照當中討論,那它就正好失去了「殊異」的差異位置;相反地,倘若普遍性不被殊異所精準地切中要害,那普遍性就會變成真理。因此,讓我們回頭來看看「蘿莉控公路」這齣戲是在什麼樣的普遍性當中討論「蘿莉控」這種殊異呢?



作為一種已然成為典型精神病徵的「戀童癖」,在性治理之下,不但受到普遍的道德譴責、同時也被設下了法律禁區,亦即:倘若與「法定年齡」之下的人發生性接觸或性行為,都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這在如今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共識,但問題就是:可是同樣的行為在希臘時代卻不違法,還受到道德鼓勵。



闡述這件小事的原因在於: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耳地就接受特定事物的普遍性,譬如「戀童癖就是悖德並違法的」。於是,我們在「蘿莉控公路」這齣戲裡面,就必須去仔細看看,到底作為一齣戲劇,創作者是如何面對「戀童癖就是悖德並違法的」的這個「現代性性倫理」的?



回到一開始的標題:「悖德者之死」。其實在「推銷員之死」當中,威利和兒子畢甫之間,一直存有一種「悖德」的舊創,而這個舊創在表面上的整個家庭面臨最後經濟危機的時刻,相當有力地推了威利一把,對威利來說可能是自我救贖、並且自認這個救贖還可以同時幫助畢甫,非常具有贖罪的、以及現實的經濟效益。至此,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劇作家米勒對於道德的一種合普遍性的認識、以及對生命的價值調控的經濟學意識。這裡暫時不論米勒實際上要以《推銷員之死》所進行的悲劇性批判,單就劇作家對人與道德的條件性認識而言,其實「蘿莉塔公路」與之有著如出一轍的意識形態。



「蘿莉控公路」大體上運用了節奏喜劇的導演手法與風格化表演,在一種明快輕鬆的節奏中,將整個將近兩小時的「蘿莉生命史回顧」做了四兩撥千金的呈現,導演的利落與演員的精準老練,讓整齣原本或許會變得沈悶的戲,展現了有效抓住並延續觀眾注意力的藝術能耐,而場間快活的拉丁節奏配樂也很吃重地幫助了氣氛的營造。整體說來,在劇場表現方面,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能夠挑剔之處了,場面上能夠把隨時間流逝的戲本身照顧妥切,基本上可以說就是完美了,非常不容易。



那麼在戲的方面,主角「學開車小蘿莉」透過回憶場景的敘事方式,進出不同的時空,以她個人的成長歷程為軸線,分別憶及周遭人物生態、家庭生活、離家生活、自我情慾、姨丈情慾、女人之間等等生命場景,然後以「學開車」這件事為隱喻跳接串聯,鋪陳出了一個像是告白文學傳統的敘事。這個敘事開始於結尾,也就是小蘿莉變成好似生命已然成熟的熟女之後,對過去種種的惶惑、好奇、舒服、懷疑、難受、罪惡感、性快感等等的生命經歷的反省,而這個反省所牽引出的,是一樁「不可與外人道者」的亂倫悖德情事:「蘿莉控」姨丈的「戀童性癖」。



在小蘿莉這方面,劇情安排是自我昇華的,因此才可以回首告白;而在角色的另一端:姨丈,卻是被打落了地獄,頹唐終日、失魂落魄、最終失足而死在「地下室」。



這個劇情的推展,將一重悲劇性動作推衍了出來。我們回憶一下,還記得「伊底帕斯」的境遇嗎?當伊底帕斯悲劇性地發現了弒父娶母的實情之後,英雄式地就刺瞎了雙眼,自我退位並受驅逐流亡雅典,雖然雅典人反對伊底帕斯的罪行,但最終還是讓伊底帕斯得償所願,葬在了科隆那斯森林。



兩相比較,同樣犯下亂倫大罪的伊底帕斯和姨丈,際遇卻迥然不同,伊底帕斯可以得償葬身所願;而姨丈卻像隻窩囊的老狗,獨自慘死在無人聞問的地獄裡。



或許大家會說:姨丈和伊底帕斯怎麼能相提並論?姨丈是主動犯意的犯罪,而伊底帕斯是被命運所決定的呀,兩者壓根不同。是的,但讓我們再仔細想想看:果然不同嗎?若不同的話,那不同之處何在?



姨丈和伊底帕斯因為著同樣的理由構成亂倫,也就是與喜歡的人交媾。而不同的在於姨丈知道這樣做是悖德的、而伊底帕斯並不知情,因此,實際上當然姨丈和伊底帕斯所面臨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但,作為戲劇,是什麼讓這兩個亂倫者變得不同的?當然是劇作家的意識。



劇作家在面對姨丈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和米勒面對威利時候一樣,服膺的是當時代的一種普遍性社會道德律,也就是明知悖德而犯禁,於是有罪;而索發克里斯在面對伊底帕斯的時候,服膺的卻是他們希臘那個時代的普遍性社會道德律,因此,才會創造出兩位悖德者截然不同的境遇與終局。容我們想想,倘若作為觀眾的我們也認同悖德者姨丈淒慘的的境遇與終局:罪有應得。那我們其實真正認同的,是什麼呢?想必不會是希臘精神,而可能是現代性規訓。



作為戲劇,創造與詮釋角色之際,全然就是動用著我們所賴以順利存活的整體社會意識、一種人間條件;而同樣作為戲劇,也正因為可以與我們所賴以存活的整體社會意識當面對質,因而產生了對普遍性社會意識進行批判的可能,這正是戲劇的一重批判性所在。



回到「蘿莉控公路」,蘿莉的自我昇華與姨丈的墮入地獄,正好凸顯出了本劇的詮釋位置是落在了「維多莉亞人&另一類維多莉亞人」的性規訓結構上的。當前的時代,當然不是文藝復興,所以關於希臘人如何構建他們的性別認同那是希臘人的事,但當代的我們,在歷經了約莫30年的「性別政治解嚴」,如今我們該如何重新在自我的意識上去辨明「普遍性」與「殊異性」的相對關係呢?作為意識的產物的戲劇與劇場,該如何在「維多莉亞人」與「另一類維多莉亞人」的結構中精明而諧謔地鬆解它呢?



我想,作為當代劇場,這個問題必然是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意識。無論精神分析學家怎麼說、無論精神分析師怎麼診斷,作為劇場藝術,無論如何,似乎都是必須站在一重後設角度的戰鬥位置上的吧。



事實上,根據節目單,「蘿莉控公路」的原劇名是How I Learn to Drive,看來原劇應該是沒有當前所謂「蘿莉控」的這個文化現象的指涉的。畢竟在當代,從Lolita到「蘿莉控」,這種對年輕美少女的迷戀情懷與大眾文化的繁盛現況,其實應該不是悖德的,反而其實是正當的一種美學品味與性癖。從這齣戲來看,或許真正令創作者感到悖德的,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那個「戀童癖」( pedosexuality; pedophilia),而且是「誘發性行為的戀童癖」。在這一點上看來,「蘿莉控公路」針對這些相關議題的理解,似乎稍有差池,以至於在戲劇的詮釋上,產生了模棱兩可的模糊性,這一點恐怕是創作者必須認真再回首之處。



再多說一點的就是:其實關於性這件事,兒童被強悍地保護起來,也只不過是近三百年來短暫的事而已,並不是向來就天經地義的。所以,戀童癖是否真就是悖德或變態?這個問題其實在「悖德者之死」的時候,也同時間被呼喊了出來。「戀童癖」,是一種精神病嗎?還是其實根本是被賦予著更多更大的複雜隱喻的呢?


星期一, 4月 02, 2012

Human, All Too Human




《Nature's Way》  Michael Blumenthal



Condensed from New York Times Michael Blumenthal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1990



Nature’s Way



Part 1  Seven travelers and I, with our guide, were making our way along the white-sand beach of one of the Galapagos Islands. We were searching for the large nests in which the eggs of Pacific green sea turtles are laid and hatched.  Most of the baby turtles, which may grow to 330 pounds, come out in April and May. Then they have to run to the sea before the birds flying above can eat them.  It was close to dusk, the time at which ― if the young turtles are to escape ― one turtle must go out into the open air to test whether it is safe for its dozen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Part 2  I came to a large, bowl-shaped nest in which I saw the head of a tiny sea turtle above the sand. As my companions joined me, we heard a sound in the brush behind us. A mockingbird approached.  “Just be quiet and watch,” our young guide advised as the mockingbird moved to within inches of the turtle’s head. “He’s going to attack.”  The mockingbird came closer to the nest and began pecking at the turtle’s head, trying to pull it onto the beach.  My companions were shocked. “Aren’t you going to do something?” a voice said.  Our guide held his fingers to his lips. “This is the way nature works,” he said.  “I’m not going to sit here and watch this happen,” a woman from Los Angeles objected.  “Why don’t you listen to him?” I asked. “We shouldn’t get in the way.”  “If it weren’t for humans, they wouldn’t be in danger to begin with. I’ll do something if you won’t,” one member of our group said to our guide.  The noise of people talking scared the bird away from its meal. Reluctantly, our guide pulled the baby turtle out of the hole to help it on its way to the sea.



Part 3  What happened next, however, caught everyone by surprise. As soon as the rescued turtle began running to the safety of the ocean, dozens upon dozens of other baby turtles ― having received a false signal that it was safe ― poured from the nest and began running toward high tide.  The foolishness of our group’s interference became clear. Not only had the turtles come out under the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 it was safe to do so, but their rush to the sea was taking place too early. It was still light and there was no hiding from the hungry birds.  Within seconds,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delighted sea birds. A pair of Galapagos hawks landed on the beach, and a growing number of mockingbirds eagerly followed their evening meal hurrying down the beach.  “Oh, God,” I heard a voice behind me, “look what we’ve done!”  There on the beach, the killing of the baby turtles had already begun. Our young guide, trying to make up for having acted against his own better judgment, took off his baseball cap and filled it with baby turtles. Stepping into the ocean, he let them go, then wildly waved his cap to frighten off the huge number of sea birds.



Part 4  When it was over, the happy cries of dozens of birds filled the air. Two hawks stood silently on the beach hoping to catch a final turtle. All that could be heard was the sound of the tide beating against the white-sand beach.  Heads down, my companions walked slowly along the beach. There seemed to me to be a perfect silence among the all-too-human group.  Something, I think, very much like the sound of 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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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鄭儀




『噢!老天』,我聽到身後的聲音,『看看我們做了些什麼!』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加拉巴哥群島的依斯班諾拉島。



如果說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許多出於良善的意念所鋪設而成的,也許我可以用自己最近的一段經歷,來見證導致物種滅絕的因素。



當我們一群人在加拉巴哥群島最南端的小島,一個名叫Gardner Bay的白色沙灘登陸之後,嚮導帶領我們沿著沙灘前進,尋找太平洋綠海龜(Pacific green sea turtles)的巢。



這種海龜通常可以長至330英磅,當幼龜在四、五月間孵化後,面對著大自然嚴格的生死挑戰,牠們必須在飽受空中掠食者威脅的陰影之下,奮不顧身地投入海洋,以免成了鳥兒們腹中的點心。



天色漸漸的暗了,此時如果小海龜們想要離巢,其中便會有一名先鋒出去探望是否有掠食者出現,以及是否能讓其他的弟兄姐妹們安全跟進。



我們經過了幾個大的、碗狀的巢穴,並沒有發現任何活動的跡象,當我們走近其中一個巢,發現了一個剛孵出的小海龜的頭。我趕緊向同伴們招了招手,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小海龜的頭約有半英寸露出沙上,一動也不動。



當其他的人走近時,前方灌叢突然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一隻小嘲鶇(hood mockingbird)受到我們的吸引而正向我們接近,也許牠知道可能會有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安靜的看,』年輕的厄瓜多爾嚮導在小嘲鶇移動到只距離小海龜數英寸近時警告著。『牠正準備攻擊!』



慢慢地,小嘲鶇更加的接近並且以喙啄著小海龜的頭,試圖將牠拉出沙灘。『難道你不去救牠嗎?』我的同伴心急的要求嚮導。而他只是將食指抵著嘴叫大家安靜,『這是自然的法則,』他再次的提醒,『我們能做的只是安靜的看著。』



『我不會坐在這兒,眼睜睜地讓這一切發生!』一位來自洛杉磯的素食主義者抗議著。『為什麼你不聽他的話呢?』我辯護著說,『自然界的現象必然是有道理的,我們不應該干涉。』



一位國家地理雜誌的同行者對我說道:『如果不是因為人為的干擾,這種海龜根本就不會瀕臨絕種!』



『如果你再無動於衷,我就要自己採取行動了!』他們對嚮導下了最後通牒。



這些人道主義的爭執及喧嚷將小嘲鶇給嚇走了,嚮導不情願地將小海龜自沙中取出,幫助牠爬向海洋。



接下來發生的事,令在場的每一個人,包括嚮導在內都驚訝不已。我們看到除了我們幫助的那一隻小海龜在爬向海洋,成打上百的小海龜接受了錯誤的訊息,瞬間傾巢而出,拍足前進衝向潮水,就向大軍在瘋狂的撤退一般。



我們的介入,毫無疑問是愚昧的,也是最嚴重的破壞。我們使小海龜誤以為外在的環境是安全的,更使他們提前在天色仍十分明亮的黃昏開始行動。對於那些飢餓的掠食者而言,我們的干涉,無異是上帝賜予的禮物。



不到數秒鐘,天空聚滿了等待佳餚的鳥兒們:軍艦鳥(frigate birds)、塘鵝(boobies)、燕尾鷗(Swailow-tailed gulls),一對加拉巴哥鷹(Galapagos hawks)睜大了眼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數量不斷增加的小嘲鶇飢餓地跟隨著沙灘上不顧一切前進的小海龜。



『噢!老天』,我聽到身後的聲音,『看看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知道我不應該聽你們的話而干涉的。』嚮導沒有堅持他最初的明智,後悔也已經太遲了。



現在,不論地上或海中,小海龜的捕食者們早已大開殺戮。年輕的嚮導為了彌補違背自己的本意所導致的災難,隨手抓起一頂鴨舌帽,裝滿了小海龜,將牠們放到海裡,並舉起帽子猛向空中揮舞,企圖驅散追逐食物的鳥群。



當一切結束後,滿足的鳥叫聲充斥著整個天空,好像是為了慶祝一場盛宴。兩隻鷹仍靜靜地期待能捕到最後一隻掙扎的小生命,空氣中的氣氛愈來愈凝重,耳中所能聽見的只是拍打在白色沙灘上的浪濤聲。



我們一行人準備離開了,大家低著頭感到舉步維艱,每個人都陷入各自的沈思中,默默地沿著海岸走著。天色幾乎完全暗了下來,倘若小海龜不受到這些恩人們的干擾,一天中的此時此刻才是小海龜們設法投入海洋,追求生命的時機吧!



我突然注意到,這群充滿人性善良的人是多麼的安靜。



我想,這也許就是面對大自然時的謙卑之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