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有效的批判性——談非常林奕華的《西遊記》

無法有效的批判性——談非常林奕華的《西遊記》

2007年9月2日下午場14:30 台北 國家戲劇院

首先要說的是，《西遊記》是一齣很龐大的戲，無論是可見的舞台或是不可見的戲，都同樣龐大。這樣的龐大同時具有豐富性與龐雜性兩種可能，這裡的分野在於豐富性具有相對精緻的整體結構或說戲劇動作（Action），而龐雜性就比較屬於殘留了許多的「無法有效」。

這裡準備從兩個層面來看《西遊記》，一則是舞台操作，一則是戲劇動作。舞台操作的層面來說，推動情節的各種元素、橋段，在編劇與導演兩方面的工作中，可以說是技術純熟，這裡所謂的技術純熟，明顯可見於整齣長三小時的戲可說並無冷場。而這些巨構的場面調度（mise-en-scene）又落實於演員呈現（present）技術的純熟，演員技術的純熟可見於幾乎每位演員對於自身角色狀態、台詞、橋段、以及臨場的演員間互動以及與觀眾的互動，等等方面都能夠準確掌握。

演員與導演的舞台技術層面在此不準備進行個別的細部分析，而暫時直接給予這部份一個比較籠統的價值定位：也就是基本上肯定《西遊記》劇組之為一個商業劇場演出的專業責任部份，是盡到責任了。

接著要談得是這齣戲的戲劇動作方面，整個西遊，基本上是個唐代人的自助旅行，無論它的目的是要取經還是要教化或者根本是文學，在非常林奕華的這齣《西遊記》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是關於當代人與旅行這件事的關係。從外在的旅行出走步向個人內在的茫茫旅途。因此，這篇文章主要針對要談的，就是《西遊記》裡的「旅行」這個命題。

從上述的起點開始談，基本上或可聚焦到兩件事情的連結，其一是六○年代的「背囊革命」；其二是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以張孝全為焦點地來看，旅行這件事在《西遊記》當中，便是試圖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試圖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劇中每個角色代表一種權力關係中的力量，而整個離境（Departure）大廳提供了一個權力場域。以張孝全為代表的那個似乎永遠生活在他方的詩人，無論是在綜藝節目段裡的背起背包自行退出比賽，或者是最後小公主段的「我的真誠是因為我好空洞」，這在在都將形式上的旅行，拉向了指涉一直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旅程。整齣戲的底蘊似乎便建立在這樣的連結關係上，而整齣戲也朝向這樣連結的「終局」推進，至於「終局」有沒有給出連續劇最後都會揭曉的那個「結局」，也就是答案，我想，在《西遊記》裡，答案就是整個過程，也就是以張孝全為代表的那個似乎永遠生活在他方的詩人所經歷的過程，就是答案本身。這個答案的給出，其實是建立在「沒有解答」的反射力量當中，因為沒有明確的解答，於是整個戲劇動作的過程，就成為逼使觀眾不斷回溯思考的起點。

至此，便引發出了《西遊記》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教意味的問題。在一開始時候就說了這齣戲很龐大，而一旦龐大就相當不容易掌握，而具有可能流於龐雜的危險，在這齣戲當中，就出現了這樣的危險，即使整個劇組以其黃金組合式的導、表，將整個演出的劇場熱度提升到表面張力為止，但實際上，正因如此，反而更顯示出內在戲劇動作推動上的窒礙。整個《西遊記》旅程要將人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而使用了角色間刻板化對峙的方式，試圖激起最大的戲劇辯證效應，但這樣就非常危險地容易成為說教劇。最明顯的部份出現在張孝全所飾演的詩人和李建常所飾演的吳承恩，兩人稍嫌過度理想化的型塑，成為整齣戲試圖轉化觀眾進入一種生命美學向度的負擔，這個意思是說，譬如當昆德拉要描繪出一種生活在他方的青春典型的時候，詩人雅羅米爾其實是個最彆腳的排泄物，從人間馬桶裡被沖刷了去。也就是說，如果要談一種生命美學向度的「旅行」（生活在他方），那主人翁必然是必須被結結實實地要從馬桶裡沖刷去了的，否則會變成好笑而不會有效地顯現出嚴肅的旅行命題。我想這是一個昆德拉提示給我們的哲學式悖論，也就是：「既然青春永遠是生活在他方，那在我們所可見的此方，就不會有你詩人生存的餘地。」回到《西遊記》，也就是說，如果西遊要談得是一種當代人性的跨時空總體性旅程，那麼就無法逃避上述的那種悖論——奔赴落日而顯現狼。

再接續下來，就可以談及這篇文章的標題，也就是「無法有效的批判性」。如果說《西遊記》不僅僅只是為了要帶給國家劇院裡爆滿的觀眾一種高級歡笑，而還有試圖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的這種生命美學溝通訴求，那麼必須在此說，這個企圖基本上是成效不足的。這裡的意思是說，如果《西遊記》裡有一種生命美學的提出是為了與觀眾溝通，那為了避免成為「說教」，就必須通過一個批判性的辯證過程。前述提過，在《西遊記》裡，每個角色代表一種力量，而在這個離境大廳的舞台場域中，彼此交鋒駁火，構成權力關係，而最終要呈現給我們的，就是透過這種權力關係的展現，將一種西遊的生命美學拋向觀眾。這整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批判的形式，但比起《生活在他方》，《西遊記》的批判性就功虧一簣於「太捨不得將張孝全或者李建常所代表的角色，掃進垃圾堆，無法完成它哲學式宿命的悖論。」亦即，整個《西遊記》所鋪陳出來的那個「旅行」成為一種櫥窗展示品、成為一種已然受到批判的「我們當代的消費生活裡充滿了美學」這件事。如果《西遊記》是企求一種生命美學的溝通而不是一種商品美學的消費，那在這個層面上來說，《西遊記》是成效不足的，因為受限於它的這種「無法有效的批判性」。

當我們走出劇院，腦中迴盪著最後那個張孝全與小公主背台看著眾人旋轉的場面，我們會想到雅羅米爾嗎？我們會開始反思六○年代的「背囊革命」嗎？我們會稍微理解為什麼Kerouac寫的《達摩流浪者》在當代閱讀起來會稍嫌好笑嗎？還是，其實走出劇院，我們已經開始盤算要去哪間專賣店買一個看起來很優的登山背包，然後買一雙名牌好鞋，然後去髮廊剃個跟張孝全一樣的髮型，然後去忠孝東路的曬膚店把自己曬黑，然後買張機票，然後………？畢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已經開始計畫來一趟跟張孝全或李建常一樣的那種令人嚮往的自助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