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指標的噩夢」──我們正在往什麼方向前進呢？
村上春樹
（I） 三月廿日早晨東京地下鐵發生了什麼？
一九九五年三月廿日早晨，筆者（村上）正在神奈川縣大磯自己家中。雖然當時住在美國麻州，但因為所屬的大學放春假，所以碰巧暫時回國。大約兩周的短暫歸國。家裡既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所以完全不知道都內爆發了這樣重大的事件。我在屋裡一面聽著音樂，一面優閒地整理著書。天上沒有一片雲，安穩而舒服的早晨。我還記得很清楚。
上午十點左右，一位在傳播界工作的朋友打電話來。以緊張的聲音說「地下鐵發生奇怪的事件，出現很多被害者。是毒瓦斯。這絕對是奧姆搞得鬼，你暫時最好不要到東京來比較好。因為他們真的非常危險噢。」
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在地下鐵放毒瓦斯？奧姆？因為長久離開日本生活，所以很多資訊都斷了。既不知道那年元旦《讀賣新聞》的獨家報導（在上九一色村檢查出有沙林的殘留物），不知道松本沙林毒氣事件和奧姆真理教有關，也不知道奧姆真理教團引起幾個涉及犯罪的問題已成為話題。
現在回頭看來，才知道當時至少大眾傳播界，對於奧姆真理教團正衝向如此大規模的恐怖行為，還沒有感覺特別不自然。不管怎麼樣，因為當天我並沒有打算到東京去，因此在不得要領之下，便向他道一聲「謝謝！」而把電話掛上。並且沒特別在意地繼續整理書。至於了解到整個事態的可怕全體像，則是在稍後的事。
這是對我來說的三月廿日。
那天早上所感到不可思議的困惑，或不對勁，以類似位向的乖離般，長久之間一直留在我心裡。我對地下鐵沙林事件會私下懷有很深的關心度，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
事件過後有一段時間，各種媒體氾濫著有關地下鐵沙林事件，以及和奧姆真理教有關的新聞。電視從早到晚幾乎不停地持續播出該訊息。報紙、各種雜誌、周刊雜誌都以龐大的頁數分配給該事件。
但從那裏面，卻找不到我想知道的事。
一九九五年三月廿日早晨，東京的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我所擁有的疑問。非常單純的疑問。
如果更具體陳述的話，就是「當時在地下鐵列車中共乘的人們，在那裏看見了什麼？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感覺到什麼？想到什麼？」我想知道這些。可能的話我還想知道每一位乘客的細節，甚至從他們心臟的鼓動到呼吸的韻律為止，都想具體清晰地知道。當一個極普通的市民（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在東京的地下忽然被捲入如此意想不到的異樣大事件時，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然而很奇怪的是（或許並沒有那麼奇怪），我想知道的事，卻沒有人告訴我。
這是為什麼呢？
只要去除多餘的裝飾品的話，大眾媒體所依存成立的原理結構，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和邪呃、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
人們因這異樣的事件而大為震驚，議論紛紛「這些傢伙怎麼會做出這麼愚蠢的事？這麼瘋狂的假伙竟然如此猖狂囂張，日本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警察在幹什麼？麻原彰晃無論如何都該處死刑。」
像這樣，人們或多或少都共同搭乘著所謂「正義」、「正常」、「健康」的大馬車。這絕不是困難的事，因為在這裡相對性和絕對性無限接近。也就是說和麻原彰晃與真理教信徒比起來，或與他們所做的行為比起來，世間壓倒性多數的人確實是「正義」的、「正常」的、「健康」的沒錯。沒有比這更容易了解的共識了，大眾媒體一起搭上這共識之流，並更加速那流勢。
雖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對抗這巨大的潮流，主張「犯罪應該以犯罪受到處罰，但所謂正義和正常，應該是另一回事」，然而卻受到大部分輿論的撻伐（許多這些理論雖然至少部分是正確的，說法卻往往有些自以為是和止於啟蒙性）。
然而在這巨大共識之流的盡頭，事件發生以來已經過兩年歲月，身處「正常」的「這邊」的我們，在巨大共乘馬車搖晃前進之下，到底到達什麼地方了？我們從那衝擊性事件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了？
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留下一點奇怪的「不舒服、餘味惡劣」的感覺。我們很納悶。心想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而且我們之中很多人為了忘掉那「不舒服、餘味惡劣」，看來似乎正要把那事件收藏進所謂過去這個行李箱裡去了。而且出事本身的意義，看來似乎想在所謂「審判」這個被固定的體系中，巧妙地文言化，在制度層次中處理掉。
當然藉著審判很多真相會明朗化，這是很寶貴的。但是我們自己內心如果沒有將那審判過程所明朗化的事實，加以統合並且血肉化成為綜合性視野的話，一切將很可能只是無意義地細分化，成為犯罪閒談的話題，然後就那樣消失到歷史的黑暗中去了。就像降落在都市的雨，順著暗渠流下，並沒有滋潤大地，就那麼直接流入大海裡去一樣。司法體系能夠以法律為基準去處理和審判的，畢竟只不過事發生事件的某一個層面而已。不可能一切的一切就單靠這個來解決，便一了百了。
換句話說，「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事件」給予我們社會的重大衝擊，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有效地分析出來，那意義和教訓也尚未被整理成形。這本書寫成的今天，我依然不得不抱著這樣的疑問。事件是否正繼續以「總之，這大概是瘋狂的集團所引起的，例外而無意義的犯罪吧」的形式被解決掉呢？雖然說法也許極端，但我甚至覺得這事件中就是以四格漫畫式的「笑話」，被當作怪談式犯罪題材閒談，或者只採取以世代別分類的「都市傳說」形式，繼續朝向意義無法存留的狀況推進。
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到底扣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了呢？
如果我們真正想從這個不幸事件中學到什麼的話，現在是否已到了不得不再一次從別的角度、別的方法，將在那裏所發生的事，確確實實重新洗清的時期了呢？所謂「奧姆是惡的」說法未免太輕易了吧？而且所謂「惡和正常是有別的」倫理本身也未免太輕易了吧？但是這些倫理不管怎麼從正面對質，恐怕也很難因此而從＜共乘馬車式的共識＞咒語中解脫出來吧？
因為，那些倫哩，是在所有的場合中，所有的說法中，已經被用盡的語言了。換句話說，那已經是變成制度化的沾滿手垢的語言了。即使我不說要試圖使用這種制度框架內的語言，去動搖瓦解制度框架內的狀況，或已被固定的情緒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想這似乎是一件伴隨著相當困難的作業。
那麼，我們現在必要的，應該是用從新的方向來的語言，和以這些語言所述說的嶄新故事（為了淨化故事的別的故事）──或許應該是這樣。
（II） 為什麼我的眼光會避開真理教呢？
新的語言和故事到底在哪裡？我們要到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那些呢？
正如前文所述，對這次事件的報導，大眾媒體所採取的基本姿態，是將＜被害者＝無辜者＝正義＞這個「這邊」，和＜加害者＝汙染者＝邪惡＞這個「那邊」雙方對立。並把「這邊」定位為前提條件，把它當作槓桿的支點來使用，將「那邊」的行為和倫理的偏差徹底細分化分析下去。
像這樣缺乏相互流通性的槓桿量力推移，最後所到達的地方，往往是熬乾後類型化的倫哩，是沉澱物所帶來的無感覺。
事件發生後經過一段時間時，雖然還有點模糊，但我開始有這種想法。為了要了解這地下鐵沙林事件的真相，我們光是徹底追究分析引起事件的「那邊」的倫理和體系是否還不夠呢？當然那是重要而有益的，但我想和那相同的作業，同時對「這邊」的倫理和體系，也有必要併行去做。要解開「那邊」所丟出來的謎，那鑰匙（或鑰匙的一部份），或許很可能就隱藏在「這邊」區域內的地面之下呢？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把真理教這個「事物」純粹當作是別人的事，當作難以理解的畸形東西，從對岸用望遠鏡眺望的話，我們可能無法到達任何地方。就算這樣想是會伴隨些微不快的，在自己這個體系內，或包含著自己的體系內，以某種程度或許含有也不一定的東西，去檢證這個「事物」或許是很重要的。只要我們還無法找到埋藏在我們「這邊」區域內的鑰匙，一切都會無限地「對岸」化，並將應該存在其中的意義，極細化到肉眼看不見的地步？
我所以會這樣想，有一個原因。因為90年2月，奧姆真理教大舉參加眾議院選舉的競選活動時，我個人還記得很清楚。我那時也碰巧回到日本。麻原在包含我所住的地區（東京都澀谷區）的選區候選，到處熱烈展開那種異樣的選戰活動。每天每天宣傳車的喇叭都播放著不可思議的奇怪音樂，年輕男女戴著大象或麻原的面具，穿著白色衣服排在千駄谷車站前面，揮著手，或跳著莫名其妙的舞。
我開始知道有奧姆真理教這個教團的存在，就是這一次，但我看見那樣的選舉活動光景時，眼光卻不自覺地轉開了。因為那是我所最不想看的東西之一。周圍的路人也露出和我一樣的表情，似乎裝作完全沒看到信徒們的姿態般走過。我當時首先感覺到的，既是難以名狀的嫌惡感，也是超乎理解的懼怕。但那嫌惡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對於為什麼那對自己而言是「最不想看到的東西之一呢」？當時我並沒有多想。當時我並不覺得有必要去深入思考。只當作是「和自己無關的事」，很快地把那光景趕出記憶之外。
我想像在同樣的時間面對同樣的光景的話，可能世間八成甚至九成的人都會和我有同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也就是裝作沒看見地走過去，不再深入思考，很快就忘了（或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瑪憲法時代的德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看見希特勒時也有同樣的反應也不一定）。
但現在想起來，那卻是不可思議的事。其他還有很多到街上宣傳的新興宗教、新宗教。但我們（至少是我）並沒有對他們感到生理上的嫌惡感之類的。只覺得「阿，又在搞什麼」就結了。在感情並沒有被擾亂之下，就那麼走過去了。以古怪這一點上來說，頭髮剃掉，敲著鈴鼓，跳著舞讚美克利希納，說起來還真古怪。但我並沒有從扮演克利希納的人們身上轉開眼光。然而奧姆真理教卻讓我不自禁地不得不把眼光轉開。心不可能不被撩亂。
為什麼呢？
有一種假設。也就是說或許因為所謂奧姆真理教那種「事物」，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是別人的事。那種「事物」是否採取了我們預料未及的樣式，將我們本身扭曲的形象穿在身上，而把銳利的可能性刀刃直抵我們的喉頭呢？
我們能夠把克利希納或其他新宗教，從一開始就以「與我無關的事」（在進入我們的論理性思考體系之前）處理掉。但對奧姆真理教不知道為什麼卻辦不到。我們不得不努力將那存在（姿態、舞蹈和歌聲），從論理性的思考體系中刻意去排除。因此，我們的心才會被他們的姿態所撩亂。
從心理學上來說（我只提一次心理學，所以在此請暫且忍耐），當我們對什麼從頭開始就有生理上的排斥感，懷著強烈的嫌惡感時，其實不少的情況是因為那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形象的負面投影。那麼在千駄谷車站前面，我對奧姆真理教信徒的姿態，會有壓倒性的嫌惡感，或許也是從這裡發生出來的吧？我站定下來，試著重新思考這種可能性。
不，我並不是說「我和你，或許一個差錯，也會進入奧姆真理教，在地下鐵撒沙林噢。」因為那種狀況現實上（也就是機率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想說的是「我們不得不刻意排除的東西，或許就包含在其中也不一定。」
這種說法，或許會招來不必要的誤解。但我站在現在所述說的假設所能延伸到達的大廣場的正中央，其時我正這樣想。「這邊」＝一般市民的理論和體系，和「那邊」＝奧姆真理教的論理和體系，或許共有著一種雙面對照的鏡射式影像。
當然一面鏡子中的像，比另一面鏡子中的暗，而且非常扭曲。凹凸交相替換、正負交相替換、光影交相替換。但那黑暗和扭曲一旦去除的話，映出在那裏的兩個像卻有不可思議相像的地方，甚至有幾個部分看來似乎是在互相呼應。這在某種意義上，難道不就是我們避免正視、刻意或潛意識中繼續從所謂現實這個層面排除著的，自己本身內在的影子部份（underground）嗎？我們對這地下鐵沙林事件，在心裡的某個地方一直感覺到的「餘味惡劣」，其實就是從那裏湧出來的，不是嗎？
這麼簡單地說出來，我相信無法獲得各位讀者的認同。也可能會被排斥。那麼就請讓我再稍微詳細地加以說明。
說到這裡就和我們的自我，和這自我所形成的「故事」有關了。
（III） 被讓渡的自我，被賦予的故事
《世界雜誌》九六年六月號中，越智道雄氏寫了一篇有關美國連續包裹炸彈犯人大學炸彈客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長論文的一部份。在這裡試著原樣引用。
「體系（高度管理社會），把不適合的人改造成讓他會感覺痛苦。不是和體系就是『生病』，讓他適合就是『治療』。就這樣，個人自律性地能夠達成目標的運力流程（power process）被破壞了，而被編進體系所強加給他的他律性運力流程。追求自律性運力流程，被視為『生病』。」
大學炸彈客郵寄炸彈這手段，也和奧姆所實行的都廳小包炸彈事件手法互相呼應，這點就意味頗深了，不過姑且不管這個，只就這連續爆炸事件的犯人賽奧多可辛斯基所說的，我覺得好像和奧姆真理教團事件的本質極密切地連接著。
在這裡可辛斯基所說的事本身，基本上我想是正確的。包含我們在內運作的社會體系，相當多的部分，在壓迫個人獲得自律性運力流程。我多少也感覺到這個，相信您也多少感覺到了。再說得更坦率的話，也就是指「就算高聲主張自己本身的價值，想過自由的生活，世間也不會容許你」。
而例如從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們的眼光來看的話，當想要獲得和確立自己本身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時，社會和國家便認定那是「反社會行為」，說他們「有病」，而想要把他們從那裏拉開，這對他們來說是錯誤的，也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便越來越加深反社會的傾向。
但是可辛斯基──不知道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看漏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謂「個人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本來就是以「他律性運力流程」的鏡射所形成的東西。換句極端的話說，前者只不過是後者的一個反映而已。也就是說，只要不是生在孤島上，被父母所遺棄而一個人孤獨長大的話，所謂發生就純粹的「自律性運力流程」是根本不存在的。那麼，這兩種力應該是內含互相讓步妥協的關係。這些像陰與陽一般以自發性引力互相牽引，在個人各自的世界認識中應該可以找到──想必是在試行錯惡之後──應有的定位。這也可以稱為「自我的客體化」。這才可以說是，對人生真正的入門。這作業無法達成，是因為自我平衡的軟體成長，在某個階段因為某種原因被阻礙了。如果對那阻礙置之不理，只憑所謂「自律性運力流程」這硬體的論理想要超越時，則將產生社會性論理和個人間物理上的（法律上的）摩擦。
以我個人的想法來說，我認為麻原彰晃這個人，可能成功地將已經決定性損壞了的自我平衡，確立成一個限定的（但現實上相當有效的）體系。我不知道他以宗教家而言算是屬於什麼水準，也不太知道宗教家的水準應該用什麼來衡量。不過試著從他所歷經的人生道路來看，不得不這樣推論。他經過努力的結果將那個人性的缺陷，封閉在一個閉鎖迴路中。正如一千零一夜的魔法巨人被封閉在魔瓶中一樣。而麻原把那魔瓶貼上所謂＜宗教＞這個標籤。並將那封閉的體系，作為一種共有體驗，同時也作為商品，廣泛地傳播到世間。
在跋涉到確立那樣的體系之前，相信麻原自身的懊惱和內在的糾葛是血淋淋得可怕的。而且其中想必也有所謂「悟」，或某種「超常價值的獲得」。要不是通過那樣激烈的內心地獄，並體驗過某種非日常性的價值轉換的話，相信麻原不會學到那樣強烈的超能力性。所謂原始宗教這東西，因想法的不同，或許經常是與這種精神上的缺陷部份所發出的特殊光環相呼應的。
看來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人們，似乎很多是為了獲得麻原所授予的「自律性運力流程」，而將所謂自我這貴重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起託付給所謂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忠實的信徒們主動捨棄自由、捨棄財產、捨棄家庭、捨棄世俗的價值判斷基準（常識）。如果是正常的市民的話一定會訝異地說「怎麼這麼傻」吧。但相反的，對教徒來說那是非常舒服的事。因為一旦把自己交給誰之後，就不必自己一一去辛苦思考，也不必控制自我了。
藉著將自己的自我，完全與麻原彰晃所有的「更巨大的更深的失去平衡有缺陷的」個人性自我同化運動，他們便可以得到疑似自律性運力流程。換句話說「自律性運力流程對社會體系」這對立圖式，不必靠個人的力量和戰略去實行，而全權委任代理執行者麻原。就像點定食一樣，「請幫我配菜吧」。
他們並不是像康丁斯基所定義的那樣，「為了獲得自律性運力流程而果敢地向社會體系挑戰」。實際在戰鬥的只有麻原一個人，多數信徒被吞進欲戰鬥的麻原彰晃的自我之中，與其同化。而且信徒並非單方面地被麻原做心靈控制。並非純粹被動的被害者。而是他們自己主動、積極地要求被麻原控制。心靈控制不僅是被要求的，也不只是被給予的。而是「被要求，和被給予」的相互性東西。
美國作家拉賽爾班克斯在《大陸漂流》這小說中這樣述說：
「當人們委身於所謂比自我擁有更大力量的東西，例如歷史、神或潛意識這東西時，非常容易喪失眼前發生事情的脈絡。人生會失去作為故事本身的流勢。」（黑原敏行譯）
對，如果你失去了自我的話，你將喪失自己這個一貫的故事。但人沒有故事是無法長久活下去的。所謂故事，是你超越圍繞著你的論理性制度（或制度性論理），與他人進行同時體驗的重要秘密鑰匙，也是保險閥。
故事當然是「story」。「story」既不是論理、不是倫理也不是哲學。而是你所繼續做的夢。也許你並沒有發現。但正如你在呼吸一般，不斷做著那個「story」的夢。在那「story」中，你擁有兩張臉。你既是主體，同時也是客體。你既是總和，同時也是部份。你既是實體，同時也是影子。你既是創作故事的「製造者maker」，同時你也是體驗那故事的「玩家player」。我們由於或多或少擁有這種多層的故事性，在這世界上才能治癒身為個體的孤獨。
但是你（或任何人），如果沒有所謂固有的自我的話，是無法創造出固有的故事的。就像沒有引擎無法製造出汽車一樣。就像沒有物理性實體的地方沒有影子一樣。然而你現在，卻要把自我讓渡給某個別人了。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才好呢？
在這情況下，你從別人，從你讓渡自我給他的那個人那裏領取新的故事。因為你讓渡實體出來，其代價就是得到影子──試想起來或許這也是當然的結果。你的自我和別人的自我一旦同化了之後，你的故事也不得不被別人的自我所生出的故事文脈所同化。
到底是怎麼樣的故事呢？
那並不需要是洗練而複雜的高等故事。也不需要文學的芳香。不，反而是粗糙而單純的比較受歡迎。說得更明白一點的話，或許越是垃圾（破爛的東西、偽造品）越好。因為人們多半已經疲於再接受複雜的、「既是那樣，同時又是這樣」的複合性、多重性──而且包含背叛的──故事了。正因為已經無法在那種表現多重化之中找到自己置身的場所了，因此人們才要主動地把自己丟出去。
所以別人給的故事，只要是一個作為「記號」的單純故事就夠了。就像在戰爭中士兵所受頒的勳章不必是純金製的也可以一樣。只要勳章被＜那是勳章＞的共同認識所支持就足夠了，至於是便宜的鍍錫鐵皮製的則一點也沒有關係。
對麻原彰晃來說，他可以把這種作為垃圾的故事，大大方方並極有說服力地給予人們（正是求之不得的人們）。因為他自己的世界認識，或許幾乎都是由垃圾所成立的。那是既粗暴又滑稽的故事。局外人看來那故事真的只能說是令人噴飯的東西而已。但公正地說，其中只有一個確實一貫的事情。那就是「為了什麼而血淋淋戰鬥的攻擊性故事」這回事。
從這觀點來看，麻原在某種限定的意義上，或許是掌握了所謂現在這氣氛的稀有說故事者。他不怕知道自己心中的意念和印象是垃圾這回事──不管是有意的或無意的。他積極地收集周圍有的垃圾零件（就像電影E.T用儲藏室的廢物組成與故鄉星球通訊的裝置一樣），這形成了一種形式。而且麻原自己內心的懊惱濃重地反映在這形勢中。而那故事所含有的缺陷，也正是麻原自己的自我所抱有的缺陷。因此對主動與麻原自我的缺陷同化的人們來說，既然接受了故事之後，那缺陷性便毫不妨礙。反而有用了。但那缺陷終於，也許因為內在要素的作用，被汙染成致死的因素。做為大義的某種什麼便無可救藥地妄想化、假想化下去，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
那就是奧姆真理教＝「那邊」所提出來的故事。真愚蠢，或許你會這樣說。確實很愚蠢吧。事實上，我們大多會嘲笑麻原所提出的荒唐無稽的垃圾故事。嘲笑製造出那種故事來的麻原，嘲笑被那樣的故事所吸引而去的信徒們。雖然是餘味惡劣的嘲笑，但至少可以一笑置之。那姑且不管。
相對的，「這邊」的我們到底又能提出什麼有效的故事呢？能夠驅逐麻原的荒唐無稽故事的正當力量的故事，無論在次文化的領域，或正統文化的領域，我們到底有嗎？
這是相當大的命題。我是小說家，正如你所知的，所謂小說家是以說「故事」為職業的人。所以那命題對我來說是比大更甚的東西。簡直像從頭上懸吊下來的利劍般的東西。關於這個我往後也還必須一直認真切實地繼續思考。而且我想也許我必須做出自己的「和宇宙通訊的裝置」才行。我想我必須一一深切地徹底追究自己內在的垃圾和缺陷性才行（寫到這裡重新感到驚訝的是，其實這才是我做為一個小說家，長久以來一直想要做的事呀！）
而對你（暫且讓我用第二人稱，當然我也包含在內）來說，又如何呢？
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份，而接受做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份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你的「自律性運力過程」是否達到正確的內在合意點呢？你現在所擁有的故事，真的是你的故事嗎？你現在所做的夢真的是你的夢嗎？那是不是某一天忽然會轉變成出乎意料之外的惡夢的某個別人的夢呢？
我們對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事件，無法完全擺脫的不可思議的「餘味惡劣」，其實是因為這些潛意識的疑問，並沒有真正消解的關係吧？我不能不這樣想。
（IV） 關於記憶
正如前言中也寫過的那樣，為了本書所做的採訪，是在事件發生後經過大約九個月的時間點開始，繼續到一年九個月之後的。
因此某種程度上，是經過一段冷卻時間之後才聽取談話的，但因為事件本身極巨大，且具衝擊性，因此體驗過的人（當然只限其中「接受我們採訪的人」）的記憶，幾乎都還沒有淡忘。到那時候為止，他們大多將當時的體驗向周圍的人談過好幾次又好幾次。雖然裡面也有人說「事件的事，還從來沒跟人談過」，就算沒有對外人談過，但多多少少也應該會以各自的做法，在自己內心確認事件的記憶，並逐漸客體化。所以人們所說的事件經過幾乎都極真實，往往很視覺性（情景性）。
但那再怎麼說終究還是記憶。
有時候我們是以多麼奇怪、不可思議的方法處理自己的記憶的，相信各位讀者可能多少還記得。正如一位精神科醫師說過的那樣，可以定義為「所謂人類的記憶，只不過是人們對發生的一件事所做的＜個人解釋＞而已」。例如透過記憶這個裝置，我們有時會將一個體驗改編成容易了解的樣子。將不方便的地方省略捨棄。前後顛倒。不清楚的地方加以補充。自己的記憶和別人的記憶混合，必要時則交換。我們會極自然地，潛意識之中不知不覺地在這樣做。
說得極端一點的話，或許「我們的體驗記憶多多少少已經故事化了」。雖然有多少之分，但這是人類意識極自然的機能（換句話說，我們作家就是有意識地、職業性地在做著這個）。這種可能性（或許）已經被包含在每一種形式的「被述說的話（故事）」中了，我希望讀者能有這種基本認識。「被述說的話」的事實性，或許和精密意義上的事實性不同。但那和「謊言」並非同義。那是採取「另一種形式」的。毫無疑問的真實。
這是人們以完全自發性的語言所說的話，並不是為了審問所做的證言。因此我原則上，對每一證言中所說的事實不做verifie（查證）。那在現實上和技術上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同時這種作業本來──絕非自我辯解──就不在我這次的工作範圍內。
我在採訪時，經常保持這樣的基本態度，那就是「他們所說的話，在各自述說的文脈中，都是明明白白的真實」，現在也還明確地保持著。這結果，從同一個現場同時體驗過的不同人的話，可以看出細節有些出入，但我還是照著略有矛盾的情況原樣提示在這裡。我想可能出入和矛盾本身應該就會說什麼吧。在我們這樣多面性的世界裡，有時候不整合還比整合更雄辯。
採訪了這麼多的人之後，對方以什麼程度的精度述說著什麼程度的客觀事實，我大致已經可以判斷出來了，其中幾段話如果改變角度和他們交談時，當場空氣的流動自然就明朗起來了。發言不安定的部份，依情況而定，有時我會打問號分開放進「保留」的檔案中（也就是刻意避免化為活字）。但那畢竟是例外的個案。有些證言者所說的話，我認為明顯是想錯了或誤認事實時我會訂正，但我儘可能努力依照所說的赤裸裸地，保持原樣介紹在這裡。
此外我基本上，努力在個人情感上去喜歡自己現在面對的每一位採訪者。
這樣簡單地寫出來，或許聽起來有點流於多愁善感也不一定，但這是事實。我把人們所說的話完全原樣接受放進自己心中，努力把它當成血肉一般收進去。集中精神儘可能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事情，以對方的視線看東西，努力以對方的心感受事物。
這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因為，我這次所見到的人之中，沒有一位是我認為「這個人很無聊」的；而我所聽到的話之中，也沒有一句是我認為「這話很無聊」的。我難以抗拒地被每一個人的人生，和他們所說的每一段話所吸引。所謂人這東西，人生這東西，凝神注視時，竟然一一如此深奧呀，我重新感到佩服。對那深度甚至覺得深受感動。
當然在採訪這特定目的下見面，在限定的時間內，順著限定的話題談，或許關係很大。其中雖然也有見了兩次的人，但那畢竟是少數的例外。大多的情況，和被採訪者只見一次面。如果那交往次數增加，變成日常行為的話，或許談話內容又會稍微有所改變也不一定。不過就算把這樣的情況也考慮在內，這次一連串的面談，對我來說，無論對身為一個作家或身為一個個人，我想這都是超出我預期以上的意義深遠的體驗。
（V） 我該做什麼才好的？還有感應力。
我想寫這本書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讓我寫出來吧。
如果以一句話來說的話，是我想更深入了解日本這個國家。我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離開日本，在外國生活。大約七、八年之間。在我寫完《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這本小說後離開日本，到寫完《發條鳥年代記》這小說為止，只有偶爾回國。雖然我沒有對人說過，但我自己把這想成是一種切除（故鄉脫哩，這表現或許最接近吧）。最初住歐洲，然後住美國。
身為一個小說家，我想體驗各種外部的場所，在那裏安定下來，在那裏嚐試用日本語寫故事這個作業。我對所謂日本，對日本語，同時也對我自己，一直有意無意之間，想藉著脫離先天的（從一開始就當然的）狀況，考驗一下自己到底能以什麼樣的方法，什麼樣的姿態處理日本語（或日本性），每每一面改變著層面，一面描繪下來。
但在那脫離故鄉的最後兩年左右之間，伴隨著些許的驚訝，我發現自己竟然相當迫切地想知道「日本這個國家」。自己遠離日本，一面漂泊一面繼續摸索自己的時期，至少現在暫時即將結束了──我漸漸這樣想。感覺自己體內，類似價值基準的一種「更替」正在進行中。很可能我──或許有人會說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已經不再那麼年輕了。而且自然的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上，已經到了應該負起「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的年代了。
差不多該回日本了，我想。回到日本，以不同於小說的形式，為了更深入了解所謂日本這個國家，試著做一件完整的工作吧。藉著這樣做，我或許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方向，和應該採取的立場。
那麼，為了更深入了解日本，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呢？
自己在追求什麼？這基本的線我大體上還有把握。追根究柢，我想把自己心中感情的算盤完全歸一次零，然後想更深入了解所謂日本的「應有立場」，想知道所謂日本人「應有的意識」。我們到底是什麼？今後到底要往那裏去？
不過為了這個，具體上該怎麼做才好呢？卻看不見。實際上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好呢？我一面懷著模模糊糊的心情，一面在國外度過最後一年。阪神大地震和地下鐵沙林事件，這震撼世界的兩件巨大悲劇嚴重事件襲擊日本，也正好就在這樣的時期。
從結論來說，關於這地下鐵沙林事件的長期採訪，成為我展開「更深入了解日本」這作業的一個方法。透過這採訪我見到了很多日本人，聽他們談話，結果成為對產生地下鐵沙林事件這種大事件的日本這個場所所做的檢證。現在想起來，當然其中或許多少含有一點作為作家的自私和意圖。也就是說我感覺或許在某方面，把這採訪當作對自己「有效的手段」來掌握了。如果不承認這個的話，恐怕就是偽善了。
但像這種職業上的自我，在實際進行採訪的過程中，卻逐一瓦解了。在直接一一拜訪被害者，聽各種活生生的談話之間，我開始正襟恭敬地想到「這不是簡簡單單的一件小事」。我想你在讀過收在這裡的證言之後就會知道，這是擁有超過我預先想像的意義更深、更複雜的事件。我才知道自己對這事件是多麼的無知。事實的沉重──是一個大要素。
不僅這樣，其中還有毫無疑問，是「第一次資訊」所發出的、類似自然的感應力存在。我可以切身感受到，而且逐漸不由自主地浸身在那流動中。並極自然地開始想道「這本書不是為了自己，而必須是為了什麼別的，盡可能寫成有點價值的東西才行。」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反省過自己的態度？」的話，我只能回答「反省過了吧。」不過老實說我真正的心情，與其說「反省過」不如說「感應過」的表現方式更接近。這是超越道德和善惡之外的，非常自然的心情流動。
這自然的感應到底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我想還是從人們所說的「故事」（不用說是「這邊」的故事）中，像泉水般靜靜汨汨湧出的。身為小說家的我，受到人們所說的那樣的故事所教導，在某種意義上被療傷。
我終於幾乎停止再做任何判斷了。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瘋狂的，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我開始覺得這好像不是本採訪的重要問題了。至少要做最終判斷的，不是我。這樣想時，我覺得比較輕鬆了。我肩上的力氣放鬆了，我開始可以原樣接收人們所說的故事了。我原樣的吞進裡面的各種語言，事後再讓自己粉身碎骨的化作紡出「另一個故事」的蜘蛛。一隻身在陰暗天花板角落的無名蜘蛛。
尤其採訪過在小傳馬町車站死去的和田榮二先生的遺族，和身負重症，喪失過去的記憶和語言，現在依然在醫院復健中的明石志津子小姐（假名）之後，對於所謂自己的語言這東西的價值，不得不再一次認真深入去思考。我所選擇的語言，到底能夠將這些人所嚐到的各種感情（恐怖、絕望、哀傷、憤怒、無感覺、孤獨、混亂、希望……）傳達給讀者到多麼鮮明的程度呢？採訪後好幾小時、好幾天，這些都令我沉思不已。
雖然如此，我還是擔心在採訪的階段，自己是否不小心刺傷了幾個人。那有時因為不注意，有時因為無知，有時單純由於我人性上的缺陷所引起。而且我本來就不擅長說話，自己的想法無法適當用口頭傳達也有關係。無論如何，對於受到我雖然無心但可能以各種形式傷害了的許多人，在這裡謹表示歉意。
到目前為止，儘管我有任性妄為的地方，但我想我絕不是一個傲慢的人。不過我現在反省，應該早就對做這件事擁有更明確的認識：「自己所處的立場，不管喜不喜歡，隨著發生就含有某種傲慢」的這種基本認識。現在我才在反省。
確實從由於地下鐵沙林事件而深受傷害的被害者這邊的心情來說的話，寫這本書的我是從「安全地帶」來的人，是隨時可以回去那邊的人。就算他們說「我們所嚐到的痛苦心情你們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想那也是沒辦法的。真的是說得有理。我想我們是不可能了解的。但總不能因為這樣，話就在這裡中斷結束掉，從此切斷彼此的對話溝通，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哪裡也到不了啊。留下來的只是一種獨斷（dogma）而已。
有了這種認知（彼此互相都有這種認知），但仍然嚐試去超越克服時，撇開論理性的追究，我想可以找到更深厚的解決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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