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n't fuck me up, alright ?
學老鬼的招式,送給老鬼聽,如果老鬼有來逛的話~~
放兩個版本,都很乩八..
: don't fuck me up, alright ?
學老鬼的招式,送給老鬼聽,如果老鬼有來逛的話~~
放兩個版本,都很乩八..
跟自己一個人以自己為目標挑戰各式馬拉松、最多跑到掛的情境相比
確實是並沒有如同參賽者自己所表達出來的那麼值得感動
如果要標榜挑戰自己
有得是免費的方法
譬如剛看過的那個<阿拉斯加之死>的主角
或許就是一個雖不完美但依然非常可資參考的例子~~
後記:我非常疏離地在影片最後頻頻想到:那個去磁北極接小隊回返基地的小飛機,這樣飛一趟要付多少錢呀?恐怕很貴吧!
文/雷煦光
「月夢」 詞、曲:唐朝 演唱:唐朝
月夢寂沉沉 銀霜茫茫
玉魂飄散落 幾多淒涼
獨步漫長宵 風過花零
遙望月空鳴 你在何方
珠碎點點清 玉水河塘
鱗鱗月破去 心泉搖晃
今宵對昨夜 明空浩蕩
殘思追穹方 月已西往
怎能忘記 你在身旁
幾度歡樂 幾度憂傷
怎能忘昔夜 月影離合
幾多歡唱 幾多迷茫
風吹過 雲影似夢
怎能忘記 你在身旁
幾度歡樂 幾度憂傷
怎能忘昔夜 月影離合
幾多歡唱 幾多迷茫
回目月高懸
簫訴流芳
怎能忘記 你在身旁
幾度歡樂 幾度憂傷
怎能忘昔夜 月影離合
幾多歡唱 幾多迷茫
風吹過 雲影似夢
我要撫摸你
我要撫摸你 <唐朝>,1992
──────────────────────────────────
死亡趨力
亞歷克斯從拒絕父母送禮的一刻起,就充分展現了他個人強大的死亡趨力以及意志。剪掉的身分證、清空的存款、拋棄的車子、塞進垃圾箱的車牌、燒掉的美金、留在最後一位順風車司機朋友車上的東西、最後一道清洗包裹但嚥氣拋棄的肉體……。
亞歷克斯站在美國社會的母體上賤斥這個母體,深深鄙視這個社會、父母、偽善、制度、法律、職業、身分……。他引用他讀到的梭羅的話:「我寧可不要……(其實就是一切),但給我真相。」當然,我們都很清楚他要到的真相是什麼。
亞歷克斯的這股強大的死亡趨力,是他通往真相的方法,同時也是他創造真相的方法。在他死前最後發現的,是從他心裡迸發到筆記本上、並且打了兩個驚嘆號的:SCARED!!
“Lonely”和 “Scared”亞歷克斯最後發現的生命真諦,記載在他的筆記本裡。一望無際的阿拉斯加荒野,當所有動物都消失了,大河湯湯、鏡頭中的神奇巴士與週遭植物迅然好似勾結寒地日光呈顯出一種驚悚而令人膽寒的潮溼冰冷色調……我想,身為一位觀眾,也可以感受到那種「處境」是多麼地孤絕。孤絕徹底衝破了嚮往某種真相的意志,徹底翻轉了亞歷克斯信心滿滿的巨大感動,徹底瓦解了亞歷克斯通過書本和詩意與文明社會所建立的鏡像關係,孤寂擊碎了鏡子……成為恐懼、成為害怕,純然的恐懼與害怕!那是什麼呢?我想就是他最終所追尋到的真相:死亡。
「死亡」可能真的就如同絕對零度般地極寒,雖然理論上或許沒有任何一個尚未到達終點的人可以體驗,死亡是生命力量最後的迸發,我們或許可以稱那個為「昇華」,追求死亡之本能進入真相的極寒深處,亞歷克斯到達了終點,一切……都成為如浮雲般,飄過最後視線範圍內的輕盈弛放。
遊蕩在體制的邊緣或體制與體制的夾縫
亞歷克斯是擅長逃逸的人類,沿著基里蚵畫作中那狹長的陰影,貼在所有轉角的陰暗牆面暗自移動在整座巨大的文明堡壘殼體之中。
當然,我們不適合去細究為何沒有身分證的亞歷克斯可以在漢堡王打工,在維持一個與社會疏離到最低限交集關係的經濟生活中,沒有被社會警示系統所發現或捕獲,但這恰恰顯示出亞歷克斯是一個多麼了解美國社會的游離份子!他其實是多麼地社會化呀!一個可以游離在社會化建築的所有細縫中的能手!
整個美國社會變成就像是亞歷克斯所欲賤斥的那個陰性母體,他嚐試追尋在所有秩序的邊界道路上,體驗一切所能想像得到的犯禁與重建,為了獲得一個他似乎從來沒有獲得的主體,他意志堅定且滿足地與這個母體尋隙裂解著,他要尋找的就好像是一種最快意且細致的分離路線,為了要擺脫繫著他的身體與母體的那條最根本的臍帶,他毅然決然地從臍帶開始鑽進了他想要逃逸出的那座母體深淵,試圖在最深處找到最終極的出口,他想由內部整個地消解掉與他懸命一氣的賤斥母體,他成功地躲過所有的監視目光(那些為了保護他所存在的監視目光),沒有任何一個注視或欲攫獲他的目光能得逞!(亞歷克斯感到滿意、快活)沒有任何一道保護他的禁忌能夠覺察到他!(亞歷克斯感到更滿意、更快活),他太了解這座賤斥母體是何構造、是何運作,他太清楚了,清楚到甚至迷人!(迷人的「亞歷克斯.超級浪人」)我們優秀的亞歷克斯……像是個提前看到末日的先知,又像是個一心鑽回母體墳墓中永恆安詳的殉道者,他游刃有餘地滑過了一切體制與體制間的狹長陰影、禁忌與禁忌間的罅隙邊緣,他成功了!(發現神奇公車的亞歷克斯!)最終,他到達了墳墓的最深處,終於飽嘗了夢寐以求的真相,化作了一頁頁遺書似的筆記紙,與一幀停留在永恆當中的微笑自拍照,一位成功逃逸的遊蕩者,成功尋隙追尋死亡而墜落大地的「永遠的少年」。
嬉遊的力量或必要
瑞尼與他愛的女人。
亞歷克斯在90年代重返一種揉雜傑克.凱魯亞克與傑克.倫敦的嬉遊生命。在那個美國大陸所孕生的嬉遊生命,緊緊箍住了亞歷克斯的頸項。
瑞尼嬉皮在亞歷克斯的生命中,像是一個永遠打轉的客棧。亞歷克斯不是嬉皮,他是嬉遊,而且是有終極目標的嬉遊者,他的目標在瑞尼嬉皮看來,可能像是掛在驢子頭前面的胡蘿蔔。對一個嬉皮客棧而言,真相或許就是一間客棧,一間流動的客棧,一種純然嬉遊大地的流動。
凱魯亞克似乎介於瑞尼嬉皮和亞歷克斯之間,從瑞尼嬉皮口中迸出的 “On the road” 以及亞歷克斯熱愛的傑克.倫敦,成了激動亞歷克斯上路的野性的呼喚,一股同樣震懾著我們的嬉遊的力量。
終於,我們還是要面對身為觀眾的終極義務,也就是有言或無言地必然會給出評價。即便悲劇經常只是要讓觀眾無意識地被淨化。
亞歷克斯可以說是一個悲劇英雄,或是一個文學性人物,他的悲劇性格就像是伊底帕斯式的,弒父娶母的,以不同於伊底帕斯的一種很美國的嬉遊的逃逸能耐,同時在自己身體裡閃避了父以及鑽入了母體深處!
我想,亞歷克斯是成功的!他不是一頭追逐吊掛眼前胡蘿蔔的驢子,他決意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探查那個生命最核心或最邊緣的真相,而他在由全靠自己嬉遊所抵達的純然孤寂擊垮他已然薄如蟬翼的自滿的時刻,他達陣了!尊嚴地死去,他可以說是結結實實地碰觸到那個非嬉遊者無法碰觸到的生命真諦:一個對死亡的絕對清楚而深刻的終極體驗!這個體驗總地來說應當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瞬間」,一整個逐漸達陣的死亡體驗過程……Into The Wild…...Into The Death……。
20080824 台北 真善美 「頤和園」
借用「年輕的老崔或小崔」這張照片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既無關於天安門廣場的小崔,也無關於貢寮唱海洋的老崔。
其實這裡要談的是電影「頤和園」。
「頤和園」在成英姝的文章中,通過她六四朋友之口,被描述成一個「我們那一代」的共同經驗。照道理來講,凡被歸類於「某某那一代的共同經驗」的這類事物,往往就成了一個被設下門檻兒的勞什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這裡不是要談這個屬於「某地某代人的集體經驗」,而是直接地看看這部電影。
「頤和園」的故事說來也很簡單,就是一個圖門地方某雜貨店老闆女兒,考上大學上北京獨立生活唸書去了,大學生活或許就一如想像所及,是那麼地多采多姿,世界突然寬廣了起來,生命開始蓬勃了開來,渴望各種體驗的生物本能,也傾巢發揮了出來。
這個圖門女孩余紅的經歷就如同任何一個尋找獨立自我之存在的青年男女一樣,讀讀書啦、寫寫詩啦、想想抽像又自我感動的各種人生修辭啦、注意人群中特別醒目又特別性感的男人啦、挑戰各種成人之道開發自己的身體經驗啦、耽溺在各種情緒的發揮之中尋找生命之偉大感啦、湊個熱鬧啦、參加學運啦,等等。
說起來,這個余紅還真是特別地一點都不特別,她不就好像自己大學時後班上的那位某某嗎?又好像是譬如聽朋友談過的他們班上的某個某某嗎?說到頭,結果每個人在大學裡面不都是通過這些其實說起來也都差不多的行為模式,就這麼稀哩胡塗地,長成了一個道地又世故的「普通人」了嗎?
說這個是扯遠了,其實「頤和園」這電影在成英姝文章中所提到的,是她的六四朋友所說的屬於他們六四天安門廣場上那一代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激情感,所以崔健的「一無所有」對他們來說,實在是深具意義的。
「頤和園」這部電影很妙,用了黑豹的歌、也就是竇唯成名的那首主打歌;用了羅大佑的歌,但就是避開了崔健的歌!我想婁燁是故意的。波赫士在<歧徑花園>裡面說過:迷面的謎底,通常就是那個從頭到尾都缺席的。崔健在北清大學濡溼黏膩8號樓性高潮的陣陣收縮中缺席、也在天安門廣場的槍林彈雨中缺席,其實從頭到尾好像也就沒出現過,那「一無所有」是不是就是婁燁的謎底呢?成英姝文章中的六四畫家朋友似乎有個意思。
這裡也不是要找什麼迷面謎底,如果說「頤和園」是個迷面,那這個迷面基本上就是由汗水、雨水、陰道裡性奮的分泌以及精蟲加精液所組合成的一種「一無所有的潮濕激情」。
整個北清大學8號樓女生宿舍就是一座「歧徑花園」,余紅是那個慌裡慌張闖進花園裡的角色,通過由水所組成潮濕密道,泅泳在因溺水而缺氧的性高潮與掙扎呼吸求生的本能之間,如果說這就是六四那一代的集體生命經驗,那我想或許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仿若「在一無所有的潮濕激情中,集體認真交互施受虐」這樣的情狀底。
婁燁自己說道:其實電影在中間就已經達到高潮了,但又不能就這樣結束,所以多了後面那一段。其實或許這個節奏很明顯,也就是說其實觀眾如你我,在電影院裡也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電影其實在一連串如新聞短片般輪轉而過的1989到1997香港回歸中國,其實也就結束了,那個高度密集的因交媾而終年潮濕的北清大學8號樓,其實在1997之後也就逐漸秋涼的秋涼,乾爽的乾爽了~
走不出周偉的余紅,大約要算是六四那一代最最自戀的描繪了,余紅在電影裡是因為只要一燃起性慾就腦中全是周偉而自囚在8號樓的老舊雙層床架上受虐,而六四那一代或許也同樣只要一燃起性奮就腦中全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某種我們外人無法體會的受虐用快感行刑架,這些其實都是很私密、很交感神經深處、很充滿潤滑用分泌物以及有夠黑暗以致於不可告人之絕爽體驗。
終於,整個「頤和園」裡面那坨六四一代男以及六四一代女,最刻意排除的、最刻意避諱的、不敢面對的、因太過煽情而避之唯恐不及的,竟是他們那無法不愛、絕命摯愛、直到天荒地老至死不渝的那個「一無所有」。
所以,因為太愛而無法再愛,就成了「頤和園」裡那整個「六四五男女」最是在他們那一無所有的潮濕激情中,集體認真交互施受虐的虐爽快感。
台北:城市舞台 14:30 20080810
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於2004年推出的劇場表演,引用印尼南蘇拉威西島布吉斯人的史詩神話遺產,背景概要可以參考台北藝術節網站:http://www.taipeifestival.org/show.aspx?PlayType=220&BillID=24。
羅伯.威爾森在演講會中強調他所注重的劇場元素主要是時間、音樂和視覺畫面,還有幕與幕之間的Knee Play。在這齣「加利哥的故事」中,首先我們看到一個乾淨明晰的彩色畫面,舞台上分為右下舞台延伸出來的祭師席,左下舞台延伸出來的伸展台表演區,主要舞台、樂隊席以及天幕。這些舞台的區塊配置,可以視為一塊畫面的構圖配置。
在與羅伯合作過的演員口中得知,羅伯對於演員在舞台上的一舉一動,都要特別設計,並且要求準確執行,許多演員無法接受這樣的劇場合作,而也有演員很樂於接受這樣的配置。
在這齣表演中,樂隊席可以說是擔當了整個劇場的心臟位置,而祭師就好像是大腦的位置,整個劇場身體由這兩個指揮核心運作。在音樂的牽引下,讓由其他劇場元素所構成的身體,敷演祭師所講述的創世紀故事。
在演出中,風格化的表演幾乎要成為舞蹈,或者就說是由舞蹈所構成的劇場也無可厚非。民族色彩濃厚,像是一齣關於某個地方某種儀式的復現,又不僅僅只是復現,其中還多了一種羅伯.威爾森的劇場轉化。
如果說對羅伯而言《加利哥的故事》只是一個層次的藉口,或許並不誇張,就像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對於民俗祭典來說,核心故事文本其實只是一個藉口一般。對羅伯來說,《加利哥的故事》確實只是一個藉口,而且是次要藉口,而其主要藉口,似乎不是《加利哥的故事》,而是印尼古典祭儀。
這像是一種對文化加以美學化挪用的批評,不過這其實一點也不新鮮。當代表演藝術實際上經常地就是進行將各種古典文化加以美學化挪用,以追求一種新的表演形式的運作。羅伯似乎也談到這個部分,他在各種場合似乎不斷提到他對於古典與創新的看法,簡單說也就是「顧後瞻前」這樣的往復來往穿梭歷程。他不是一個基本教義派的古典文化傳承者,也不是一個純粹追求前衛的基本教義信徒,更貼近一點的說,羅伯應該像是一個文化的感性轉化器,他所著重的,是一種美感追求上的自我轉化。
這齣劇的出現對於羅伯來說,除了是幾重機遇與巧合之外,也是一種文化解碼的人類學研究。從對一頁天書之解譯的追尋,到尋求布吉斯祭師所代表的那個民俗儀式系統的授權,整個製作過程就像是一趟人類學採集工作,從圖書館裡的人類學家到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
祭儀被採集到公開站進當代表演藝術的場域,對布吉斯祭師系統來說,可能是通過媒體傳播試圖達到文化保存與延續的目的,對羅伯來說,是一種刺激他個人劇場美學轉化的嘗試,總之無論如何,我們買票去看了這場演出的人,對於這兩方面的企求,都盡了一己之力。
因此,實際上說起來,這齣「加利哥的故事」應當放在羅伯的劇場美學系統當中來看,但可惜的就是我並沒有機會看到他其他作品的演出,無法由作品間對比或甚至全作品系列性地來談,因此,也只能說說一些不著邊際的想法...
總而言之就是這場演出不能單獨來看,它牽涉到的就是如上文中所提及的那種羅伯劇場美學的轉化,而這種轉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真的就必須進入羅伯的劇場美學系統中才可能了解,否則,其實對一位初來乍見「加力哥的故事」的觀眾如我而言,只能說:很精緻、畫面很乾淨很漂亮、演員功力、樂隊很具水準、色彩運用及舞台裝置非常精巧,很厲害等等,大約就這樣了。
「綠色恐怖分子」,Depose!
20080316
周日下午的電台正進行著老歌播放節目,其實沒有很老,從羅大佑的戀曲1990開始。
非常巧合的是早上作著組織一些想法的夢,剛好想到羅大佑。很弔詭吧,夢中可以進行一些理性思考。我想巫士唐望教卡斯塔聶達練習在夢中控制雙手,應該不是胡扯。
因為早上作夢想到羅大佑,所以就上網瀏覽一下羅大佑。剛好看到一篇翁嘉銘評論羅大佑的文章以及2004年羅大佑在清華大學演唱會場上為了表達抗議美國要求台灣出兵伊拉克而剪掉自己美國護照的新聞,並表示稍後要去美國在台協會申請撤銷美國公民身分。這裡不是要拿這件事來說嘴,畢竟羅大佑怎麼處理他個人的身分,不關我的事。只是想從這兩篇文章當中的一個主題開始談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抗議歌手。
引述羅大佑自己的話說:「我不是什麼抗議歌手,唱歌只是要帶來歡樂。」「抗議歌手」這個稱號,太有魅力、又太沉重。翁嘉銘文章裡面談到,羅大佑這個抗議歌手的身分在他寫下<明天會更好>以及發表《愛人同志》專輯之後,就消退了。也就是說,在翁嘉銘寫下這篇評論之際,羅大佑就已經不是什麼抗議歌手了,已經被某種溫情與政治力所收編了。這個說法我未必認同但卻可以做為談「抗議歌手」這個話題的有力出發點。
如果現在台灣的豬頭皮、閃靈樂團、董事長樂團等可以視為現下所謂的「抗議歌手」,那羅大佑確實不是什麼「抗議歌手」。之所以要舉上述幾個演藝人員來與羅大佑對比,是因為這幾個在公眾政治領域頗具代表性的演藝人員,在行動與論述上都有一個明確抗議的主題以及對台灣政治的理想。以此來看,羅大佑實在不算什麼抗議歌手,同時間要清楚的是:羅大佑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抗議歌手!
閃靈樂團因為Freddy已經是民進黨總統競選幹部,所以暫時不談。以豬頭皮來說,豬頭皮在台灣90年代流行音樂中具有獨特代表性是眾所公認,同時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那個時期台北知識青年(這裡就不明說是哪個學校了)的一種政治態度。豬頭皮今天將要站上競選第一線,替民進黨候選人站台,同時他日前也在媒體上公開表示自己絕對是:「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我想,無論如何這必須是一個一般能被視為「抗議歌手」的人的充要條件,也就是明確的政治信仰(在台灣應該是政黨信仰!)以及明確的行動展現。
這裡其實陷入一種危險的疊合模糊狀況,也就是如果「抗議歌手」需要具有「明確的政治信仰以及明確的行動展現」,那為什麼羅大佑不是?我想問題有兩層,一則在於「抗議歌手」這個名詞已經具有很多層次的延伸意,最常被廣泛應用的一種含意就是:基於政治操作的需要而成為一種可消費的修辭;另一則是我們對於「政治」這個名詞的認知與討論標的,可能具有相異的層次。
從第一個「抗議歌手」的主題開始,現在我想進入第二個討論的主題,也就是「綠色恐怖分子」。
「綠色恐怖分子」是羅大佑2004年發行的專輯《美麗島》當中的一首歌。這裡倒不是要討論這首歌的藝術內涵或在當時政治情況中的社會意義,而是要針對「綠色恐怖分子」這個主題來想:「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
在台灣,「綠色」很明確地指得就是「民進黨」及其同盟,那麼,在台灣的「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如果以豬頭皮的說法:「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來看,「綠色」應該不可能會變成恐怖份子,因為無論如何它都具有某種正義與正當性,當然對於這塊土地的人來說就永遠不會變成恐怖份子。
這樣的推論應該是很荒謬,但對於面對到「抗議歌手」這樣的主題,這樣的推論就不免出現了不荒謬的意義,也就是我們面臨了要重新思考「抗議」的問題。其實,是不是「抗議歌手」的身分完全不是一個問題,而「歌手還抗不抗議」才是真個兒的問題。
歌手還抗不抗議?在當前以Freddy為最顯著的政治歌手而言(因為他已經身為競選總部幹部),面對政治,他們還抗不抗議?抗議什麼?為何抗議?
如果今天我們對於「抗議歌手」這個名詞,至少從翁嘉銘對羅大佑的批判文章中所讀到而言,還具有一種類似對Bob Dylan或Beetles或U2的想像,那麼「抗議歌手」應該是屬於政治學的範疇。
參考維基百科來說,廣泛的政治學似乎涵括了整個人文領域,從比較古典的政治哲學到現在的政治科學。這裡不是要討論我所不懂的專業政治學,而是說無論政治學有多少種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總是無法脫離人文批判的傳統,也就是說,無論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變成什麼樣,最基本的一個層面,也就必然是思考與批判。因此,回到當下台灣社會,「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這個問題就顯然是一個很基本的批判性思考。
「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投給謝長廷」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因為對任何一個候選人的支持者來說,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但問題是在於,豬頭皮是一位具公眾代表性的歌手,縱使他自我評論說到:「我一點也不重要」,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妨礙「對公眾說話之權力」本身,也就是說,只有具備「說話權力」的人,才有權力使用「我是個不重要的人」這句話。這應當是一種羅蘭巴特所說「含蓄意指」,「我是個不重要的人」成為含蓄意指的能指。
回到對「綠色恐怖份子」的政治基礎思考面,我們當下之所以面對到了「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的這個問題,最直接的就是因為當下是「綠色執政」。對於政治批判的實踐工作而言,理當都是針對當下政治生活進行批判,而不會去對過去的政治史加以批判,因為對政治史的批判應當是歷史學專業,與當下政治生活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直接關係,「知古可以鑑今」,但在這句話的邏輯當中,知古也是為了鑑今的批判行動,而不是要「懷舊」。
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在於恐怖主義興盛,也就是政府以恐怖威脅的方式治理國家,而能夠使用各種「例外治術」。這種「例外治術」的恐怖主義才是我們當前所真正面臨到的政治問題,而不是什麼228也不是什麼蔣介石與「白色恐怖」,這就是歷史學與政治批判的分野,雖然執政者反而刻意地將其模糊重疊以施行恐怖主義的「例外治術」!
那麼,其實似乎反而是羅大佑點出了台灣當前政治生活的批判核心,也就是「綠色恐怖份子」。「綠色」有沒有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當然有可能,「白色」可以是恐怖主義,那「綠色」何嘗不能?我想,對於「綠色恐怖份子」的思考,反而比較像是一個「抗議歌手」原本應該會做的事,要「抗議」,當然要具有政治批判的能力,否則要抗議什麼?要怎麼抗議?具有社會意義的「抗議」不是「發洩」,而至少是出於一種人文主義態度的政治批判,如果只是發洩,那上廁所裡蹲著等待發洩不就很舒暢了嗎?
如果說當今我們台灣的政治問題很大一部分來自「綠色恐怖主義」,那Freddy和豬頭皮這些歌手所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我想,翁嘉銘批評羅大佑「不是個抗議歌手」的論述,在這裡反倒特別適合拿來描述他們了。
我基本上不贊成公眾社會有任何形式的「不需要想也知道我會……」以及「xx精神、xx魂」這種語言的表述,在公眾社會裡,前者具有反智、愚民的作用,而後者甚至有種法西斯民粹的味道。我想至少對我們而言,這兩種效果都不會是一個當下政治生活的良好選擇。選舉令人振奮,因為可以獲得投票參與公眾事務的權力,但選舉也令人震驚,因為會出現大量違背任何一種政治學主張的語言修辭,從「抗議歌手」到「綠色恐怖份子」,我們看到一個當下「政治抗議」的虛偽路線與實踐路線分別。
引述參考:
翁嘉銘文章:http://members.tripod.com/ol_t/_aA1_j_orEJPYN_O_F.htm
羅大佑剪掉美國護照:http://lotayu.or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5
“拍照” -----Wim Wenders , 崔嶠 呂晉 譯
拍照。
攝影是一種走入時間的動作,
從中撕扯出一些什麼,
然後以另外一種持久的形式定格。
人們總以為,
從時間中搶來的這個瞬間
存在於相機的前面。
其實並非如此。
攝影是一個有著兩個方向的動作:
向前
和向後。
對,也可以“向後”。
這個比喻實在不太合適。
就如同一個獵人扛起他的槍,
對著他前面的獵物瞄準
扣動扳機,
當子彈射出槍膛,
強大的反作用力推人往後一樣,
攝影師在按動快門的同時,
也會受到向後的一擊,
作用在自己身上。
每張照片都是一張雙重影像:
既有被拍照的對象,
也有或多或少可以看見的
照片“後面”的“對象”:
在拍照瞬間的
攝影師本人。
每張照片後的
這種“對應”
不是由鏡頭焦距決定的,
如同獵人
不是被子彈擊中,
而只是感受到反作用力一樣。
什麼是攝影的“反作用力”?
如何才能從中感受到它?
如何在照片中體現自己?
是什麼東西貫穿畫面?
在德文中描述這個意思
有一個非常貼切的詞,
有著多重的意義和理解:
“EINSTELLUNG”。
指一個人心理上或是道義上
的態度和觀點。
也就是對一件事情做好準備
然後領會它。
“EINSTELLUNG”
在電影或攝影中也是一個術語:
指對照片和畫面的安排,
還有,
攝影師拍照時對照相機和
焦距光圈的校準。
這並非巧合
同樣一個單詞既定義
拍照行為本身
也指在這行為當中產生的圖片。
每張照片的“角度”
都反射出
拍照的攝影師本人的行為。
獵人所受到的反作用力
就如同照片背後不同程度顯現出的
攝影家本人的肖像。
並不是他的面部輪廓被定格,
而是他的態度,
面對他前面的物件。
攝影機同時也是一隻眼睛,
可以從前面
同時也可以從後面看。
從前面它拍攝下一張照片,
從後面紀錄了一張剪影
從攝影師的心靈深處:
通過這只眼睛向後望,
看本體。
是的,照相機向前看的是被拍照的對象,
向後看的是攝影的動機,
為什麼要拍這個物件。
拍攝的對象和意願
在此同時存在。
是這樣。
每一秒鐘
在世界上某個地方
有人按動快門
拍攝下一個瞬間,
可能是一種特別的光線吸引他,
或是一張面孔,
或是一個表情,
或是一片風景,
或是一種聲音,
或只不過是一個情景
被定格下來。
攝影的對象
毋庸置疑
是數不勝數的。
每一秒鐘他們都會無窮盡地變換
時間,
不可停滯的時間保證了
在世界上某個角落
每一個瞬間的攝影,
都是無法複摹獨一無二的。
即使那些不計其數的旅遊照片也是。
時間,
即使是在最乏味最精簡的時刻,
例如“到此一遊”的相片裡,
也是獨特而不可重現的。
每張照片讓人驚奇的地方,
並不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
“時間定格”,
恰恰相反,
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
時間的綿延連續
不可停留。
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
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
每張“定格”的照片都有一層神聖的光暈,
它不只是攝影師的視點,
它超越了人的能力:
每張照片也是上帝的造物
超越時間之外,
可以說,
從神的角度,
提醒著逐漸被人遺忘的誡條:
“不可為自己作什麼形象……”
攝影
(更準確地說:能夠攝影)
美得讓人難以置信。
同樣,攝影的美又真實得
讓人懷疑。
每次攝影都是
驕妄和對峙的一幕。
攝影總是很快讓人想到太多的
全無節制和簡樸。
(所以人們會更多地把
EINSTELLUNG和狂妄自大
而不是謙卑
聯繫在一起)
相機從兩個方向拍攝,
從前面,和後面,
兩張照片融為一體,
“後面”的消失於“前面”的,
攝影師和被攝影的對象
在拍攝的瞬間
可以並不分離,
他可以藉此站到物件前。
透過鏡頭的“尋覓”
被尋找的東西脫身而出,
站到“對面”的世界裡,
更好地回憶,
更好地理解,
更好地看,
更好地聽,
更多地愛。
(對了,很遺憾,還有更多的蔑視。那種“惡意”的目光,依然存在)
每張照片,
存在於時間裡的每個“一次”,
都是一個故事的開始,
總是以“從前有一次”開場。
每張照片也可以是一部電影的第一個鏡頭。
通常下一個時刻,
下一次地按下快門,
接下來的照片
是對故事
在自己的時間裡
在自己的空間裡
繼續地跟蹤。
隨著時間的推移
攝影對於我來說
越來越是一種
“感受故事”的過程。
因此在這本書裡
系列照片要比單張的多。
在每個系列的第二張照片就已經開始了“蒙太奇”,
故事從第一張照片就已經開始,
將按照自己的方向發展
感知到仔細斟酌的空間感,
和它的時間感。
有時會出現新的演員,
有時原來的主角最終
只不過成了配角,
還有時根本沒有人物在中心,
只有風景。
我堅信
那些在風景中
決定故事的力量。
有一些風景,
不管是城市,沙漠,
還是山區,海岸,
都迫切地表達著故事。
它們可以自己創造故事。
風景自己就可以作主角,
出沒於其中的人只不過是跑龍套的。
我還相信
道具的敘事能力。
一份放在角落裡隨意翻開的報紙,
就能講述所有故事!
或者背景中的看板!
照片邊緣上一輛生鏽報廢的汽車!
一把椅子!
它那時的狀態,
彷彿有人剛剛從椅子上站起來!
桌上一本翻開的書,
剛好可以看到標題的一半!
人行道上的空香煙盒!
放著調羹的咖啡杯!
照片上的事物可以變得高興或悲傷,
對,甚至滑稽或悲觀。
或者僅僅是衣服!
在許多照片上它是最激動人心的。
小孩子腿上垂下來的襪子!
只能從後面看到的
一個男人翻捲的衣領!
汗漬!
皺紋!
補丁!
殘缺的鈕扣!
新熨的衣服!
一個女人的生活經歷,
濃縮在她的衣服裡面,
有著痛苦故事的衣服!
一個人的悲歡離合,
從他的外套就可以表現出來!
衣服顯示出照片的溫度,
日期,
時間,
戰爭或者和平。
所有這些在攝影機前只會出現一次,
每張照片又讓它們從一次到永恆。
只有通過
被拍攝的照片
時間才可以顯現,
第一張和第二張照片的時間裡
故事慢慢出現,
如果沒有這兩張照片
就會被人遺忘,
另外一次的永恆。
就如同我們在攝影的時後
渴望從世界裡消失
和對象融為一體,
物件和世界現在從照片裡跳出來
進入每個觀看的人,
在那裡繼續流動。
在“那裡”才開始產生了故事,
那裡,
在每個觀者的
眼睛裡。
我希望,
這本攝影集可以成為
一本故事書。
現在雖然還不是,
但即將是。
如果每個人都有興致,
來傾聽它的所見。
從一個男人站在台上開始…。
大橋徘徊在祥哥家裡客廳,到處找不到老婆…。
「如影隨形」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通俗又切身,一個男人娶了一個自我戀愛的女人生了一個意外夭折的女兒,有個死黨朋友,也娶了一個貴氣時髦的女人,生了一個時下流行的女兒,賺了很多錢,住著接鄰的別墅,你來我往,好不快樂。但同時也和大家一樣,人生不知不覺地就走進了莫名其妙的死巷,各種通俗的人生問題依序發生。其實說實在話,這樣的人生與我們太貼近了,貼近到實在很無趣,因為每個人每天都在努力讓自己不要走進莫名其妙的人生死巷,誰有興趣去管哪個進口商還是哪個銀行主管的人生有哪些問題?那麼,這個戲說起來其實是挺無聊的。
我想,上面的說法只是表面條件,而且是這齣戲的充分必要條件,這齣戲就是要講一個主題與我們都切身到近乎無聊的故事,然後,讓這個通俗切身的故事,在劇場中穿透到另一個時空當中再回返我們。
這就是儀式。
如果說賴聲川是大師,那就是因為他具有召喚儀式的能耐;如果說表坊的戲出名,那應該是在它能夠達到有效的劇場儀式性而受到尊敬,而不是其他一些商業包裝的行銷策略。
「如影隨形」的故事是一個中陰超渡的儀式,從大橋進入死亡開始(也就是他們一家都進入死亡中陰之後開始),到經過boss的渡亡,大橋一家人都從中陰過渡到象徵轉世的遠方光明告終。而講出這個故事,同時也就是對觀眾進行了一次中陰超渡。
如果用希臘悲劇來對比,「如影隨形」不是通過講述一個英雄的命運來淨化觀眾,而是展演一場中陰渡亡來超渡觀眾,這就體現了一個儀式性劇場,而所有劇場中的人,都參與了這個超渡儀式。如果我可以暫時這樣定論的話:「如影隨形」其實是一場法會。
這也是我其實對表坊總感到有點沉重卻步之處,進入表坊的劇場,決不會是輕鬆愉快,總像是一次生命的抉擇,也就是到底要不要進入這個道場,接受這場超渡法會的躊躇。
賴聲川厲害之處就在於可以用最通俗貼切的故事,將劇場儀式化(或說中陰化)。「講故事」一向是智慧的工作,人類的智慧總在每一個「從前…」或者「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這些開頭當中傾洩而出,我們在每一次體驗聽一個智慧的故事之後,都像是經過一場儀式,這個儀式將故事與我們的生命做了一些交換,我們有一部分故事化了,故事也有一部分我們化了,而生命智慧,也就在這個交換當中,肉身化了。
一個中陰渡亡的過程該怎麼用引人入勝的劇場形式表現呢?我想,這真是「大師的技藝」,「如影隨形」可以用這個通俗切身的、我們所有人的故事,將這個中陰渡亡完成,我想,這才是表坊與賴聲川藝術最精湛的部分,而不是那些國際大師的禮讚或者商業行銷的手段所吸引來的目光。
無論如何,我對表坊的戲雖然總是有點躊躇卻步(當然還包括其他一些瑣碎原因),不過表坊或賴聲川對每個人應該都有不同的感染面向與程度,這裡只是說說其中之一罷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玻利維亞陸軍中士奉命槍決被擒獲的左派游擊隊領袖格瓦拉,結束這拉丁美洲傳奇人物的一生。四十年後的今天,又窮又盲的退休老兵接受古巴免費眼科義診後重見光明,再享充滿色彩的晚年。
馬 里歐.特蘭昨天在家人陪同下前往聖塔克魯茲市醫院的眼科診所,接受名為「奇蹟行動」的免費白內障切除手術。馬里歐在紗布拆除後,無法相信見到第一張面孔竟 然是,為他操刀的來自古巴的醫生。而當年死在他槍下的游擊英雄,正是推動為拉丁美洲廣大窮困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切.格瓦拉醫生。
馬里歐重見光明後,如果不是他堅持要他的兒子到當地《義務報El Deber》刊登一則鳴謝啟事的話,絕不會成為焦點新聞。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馬里歐奉命對前一天受傷被捕的格瓦拉執行死刑。他指出,為了避免破壞格瓦拉的頭部以便割下送往首都陸軍總部,因此他對格瓦拉已 經受創的腿部和下腹連開數槍。但劇痛中的格瓦拉睜大了眼睛叫他像個男人不要發抖,拉開襯衫指著胸部要馬里歐補他一槍。馬里歐追憶格瓦拉胸部中槍斷氣後,瞪 著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閤上。格瓦拉睜眼死不瞑目的一幕一直沒有褪色,深植在已變瞎的馬里歐記憶中。
古巴共產機關報《格拉瑪》今天以「格瓦拉又打贏了一場戰爭」為題,報導殺害格瓦拉的凶手,因格瓦拉當年未完成的理想而重見光明,無異是歷史無情的諷刺。
無法有效的批判性——談非常林奕華的《西遊記》
2007年9月2日下午場14:30 台北 國家戲劇院
首先要說的是,《西遊記》是一齣很龐大的戲,無論是可見的舞台或是不可見的戲,都同樣龐大。這樣的龐大同時具有豐富性與龐雜性兩種可能,這裡的分野在於豐富性具有相對精緻的整體結構或說戲劇動作(Action),而龐雜性就比較屬於殘留了許多的「無法有效」。
這裡準備從兩個層面來看《西遊記》,一則是舞台操作,一則是戲劇動作。舞台操作的層面來說,推動情節的各種元素、橋段,在編劇與導演兩方面的工作中,可以說是技術純熟,這裡所謂的技術純熟,明顯可見於整齣長三小時的戲可說並無冷場。而這些巨構的場面調度(mise-en-scene)又落實於演員呈現(present)技術的純熟,演員技術的純熟可見於幾乎每位演員對於自身角色狀態、台詞、橋段、以及臨場的演員間互動以及與觀眾的互動,等等方面都能夠準確掌握。
演員與導演的舞台技術層面在此不準備進行個別的細部分析,而暫時直接給予這部份一個比較籠統的價值定位:也就是基本上肯定《西遊記》劇組之為一個商業劇場演出的專業責任部份,是盡到責任了。
接著要談得是這齣戲的戲劇動作方面,整個西遊,基本上是個唐代人的自助旅行,無論它的目的是要取經還是要教化或者根本是文學,在非常林奕華的這齣《西遊記》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是關於當代人與旅行這件事的關係。從外在的旅行出走步向個人內在的茫茫旅途。因此,這篇文章主要針對要談的,就是《西遊記》裡的「旅行」這個命題。
從上述的起點開始談,基本上或可聚焦到兩件事情的連結,其一是六○年代的「背囊革命」;其二是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以張孝全為焦點地來看,旅行這件事在《西遊記》當中,便是試圖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試圖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劇中每個角色代表一種權力關係中的力量,而整個離境(Departure)大廳提供了一個權力場域。以張孝全為代表的那個似乎永遠生活在他方的詩人,無論是在綜藝節目段裡的背起背包自行退出比賽,或者是最後小公主段的「我的真誠是因為我好空洞」,這在在都將形式上的旅行,拉向了指涉一直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旅程。整齣戲的底蘊似乎便建立在這樣的連結關係上,而整齣戲也朝向這樣連結的「終局」推進,至於「終局」有沒有給出連續劇最後都會揭曉的那個「結局」,也就是答案,我想,在《西遊記》裡,答案就是整個過程,也就是以張孝全為代表的那個似乎永遠生活在他方的詩人所經歷的過程,就是答案本身。這個答案的給出,其實是建立在「沒有解答」的反射力量當中,因為沒有明確的解答,於是整個戲劇動作的過程,就成為逼使觀眾不斷回溯思考的起點。
至此,便引發出了《西遊記》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教意味的問題。在一開始時候就說了這齣戲很龐大,而一旦龐大就相當不容易掌握,而具有可能流於龐雜的危險,在這齣戲當中,就出現了這樣的危險,即使整個劇組以其黃金組合式的導、表,將整個演出的劇場熱度提升到表面張力為止,但實際上,正因如此,反而更顯示出內在戲劇動作推動上的窒礙。整個《西遊記》旅程要將人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而使用了角色間刻板化對峙的方式,試圖激起最大的戲劇辯證效應,但這樣就非常危險地容易成為說教劇。最明顯的部份出現在張孝全所飾演的詩人和李建常所飾演的吳承恩,兩人稍嫌過度理想化的型塑,成為整齣戲試圖轉化觀眾進入一種生命美學向度的負擔,這個意思是說,譬如當昆德拉要描繪出一種生活在他方的青春典型的時候,詩人雅羅米爾其實是個最彆腳的排泄物,從人間馬桶裡被沖刷了去。也就是說,如果要談一種生命美學向度的「旅行」(生活在他方),那主人翁必然是必須被結結實實地要從馬桶裡沖刷去了的,否則會變成好笑而不會有效地顯現出嚴肅的旅行命題。我想這是一個昆德拉提示給我們的哲學式悖論,也就是:「既然青春永遠是生活在他方,那在我們所可見的此方,就不會有你詩人生存的餘地。」回到《西遊記》,也就是說,如果西遊要談得是一種當代人性的跨時空總體性旅程,那麼就無法逃避上述的那種悖論——奔赴落日而顯現狼。
再接續下來,就可以談及這篇文章的標題,也就是「無法有效的批判性」。如果說《西遊記》不僅僅只是為了要帶給國家劇院裡爆滿的觀眾一種高級歡笑,而還有試圖從「背囊革命」的外在形式,推向《生活在他方》的內在生命情狀的這種生命美學溝通訴求,那麼必須在此說,這個企圖基本上是成效不足的。這裡的意思是說,如果《西遊記》裡有一種生命美學的提出是為了與觀眾溝通,那為了避免成為「說教」,就必須通過一個批判性的辯證過程。前述提過,在《西遊記》裡,每個角色代表一種力量,而在這個離境大廳的舞台場域中,彼此交鋒駁火,構成權力關係,而最終要呈現給我們的,就是透過這種權力關係的展現,將一種西遊的生命美學拋向觀眾。這整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批判的形式,但比起《生活在他方》,《西遊記》的批判性就功虧一簣於「太捨不得將張孝全或者李建常所代表的角色,掃進垃圾堆,無法完成它哲學式宿命的悖論。」亦即,整個《西遊記》所鋪陳出來的那個「旅行」成為一種櫥窗展示品、成為一種已然受到批判的「我們當代的消費生活裡充滿了美學」這件事。如果《西遊記》是企求一種生命美學的溝通而不是一種商品美學的消費,那在這個層面上來說,《西遊記》是成效不足的,因為受限於它的這種「無法有效的批判性」。
當我們走出劇院,腦中迴盪著最後那個張孝全與小公主背台看著眾人旋轉的場面,我們會想到雅羅米爾嗎?我們會開始反思六○年代的「背囊革命」嗎?我們會稍微理解為什麼Kerouac寫的《達摩流浪者》在當代閱讀起來會稍嫌好笑嗎?還是,其實走出劇院,我們已經開始盤算要去哪間專賣店買一個看起來很優的登山背包,然後買一雙名牌好鞋,然後去髮廊剃個跟張孝全一樣的髮型,然後去忠孝東路的曬膚店把自己曬黑,然後買張機票,然後………?畢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已經開始計畫來一趟跟張孝全或李建常一樣的那種令人嚮往的自助旅行了?